11 美丽新世界 严肃新问题（第3/9页）

就在2016年底，俄罗斯最大的银行Sberbank（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宣布推出机器人律师，用于处理各种投诉信件。这将导致大约3000名在银行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士被炒鱿鱼。Sberbank执行委员会副董事长Vadim Kulik（瓦迪姆·库利克）说，未来所有的常规法律文件处理都将自动化，只需要律师处理那些紧急的法律程序。

在未来，可能只有那些需要直觉、需要创造性的非标准化工作，如艺术设计、规划组织工作才不可替代。

失去购物能力倒也不是很要紧，因为购物本身可能也不需要了。马克思认为剥削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进而引起消费低下、需求不足，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并崩盘。而智能时代，高效的机器生产可以满足更多人口的基本需求。工厂主可能连“剥削”人的意愿都没有了，因为机器人可以比普通工人工作得更好。失去购买力的人口也可以从机器生产的丰盛中分得基本福利。

新的人类工作机会确实会被创造出来，比如无人车交通管理岗位，又如亚马逊已经拥有5万名为数据打标签的工作者。

那时，衣食无忧的普通人类可以实现马克思“上午狩猎，下午钓鱼，晚上研究哲学”的自由生活了吗？也许可以，但可能会缺少自由的心情，因为你不能创造价值，不被需要。人的一大基本需求就是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没有价值的人会进入怎样的消沉状态？或许他们会重新组成一个圈子，如同地下城一般，有一套不同于智能世界的生活方式。

地下城的想象有些遥远。短期内，剩余人口的增加将是一个现实问题，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会有新的劳动保护法条款出台，比如规定每个企业雇用的机器人与人工比例不能少于一定标准等。但当务之急可能是升级社会职业培训，为普通工作者提供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职业教育。

美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挑战，2016年12月白宫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为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提出了战略性建议，比如：

要为教育培训投入巨资，教育和培训美国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指导，以引导他们进行工作上的转换，同时赋予工人权利，确保广泛共享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

建议很美好，但考虑到美国政府即便在医改计划执行上也举步维艰，能否有效应对智能革命，还有待观望。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图灵奖得主John Hopcroft（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2017年初预测，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兴起，未来美国劳动力规模可能需要缩减50%。

中国能为改善不平等做些什么？数字时代，能否在技术手段的帮助下缩小鸿沟？我们在此仅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思考和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大脑应该被投入职业培训中，让机器辅助普通工作者学会与人工智能打交道，学会在人工智能时代寻找工作价值。

政府当然应该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但关键还在于对生产方式本身的改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高新产业未能反哺制造业，而是与华尔街资本结合，在全球寻找利润，加深了美国内部的数字鸿沟。中国制造业发达，如果加以指引、支持，求得总体主动的脱胎换骨，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平衡生态。

已故著名匈牙利裔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把一切数字化、理性化，并挤压“人性”，尤其是将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而非让市场嵌入社会，所到之处，把一切社会性关系驱赶出去。比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实质是为了生产羊毛商品而驱逐农民，从而毁灭乡村社会秩序。这一切引发了人道灾难，也导致了一个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包括对福利的争取、对劳动保护法的追求等。经过几百年的动荡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达到了生产与福利的基本平衡。

温故知新，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借鉴。今天，我们观察到这样的平衡再次遭到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把眼光投向中国，从马丁·雅克这样的战略学者，到凯文·艾什顿这样的技术专家，都对中国的发展报有极大希望。中国高效的政府和民间追求发展与公平的强大传统都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坚持认为“有为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保障。面对智能革命，“有为政府”需要把握好轻重缓急，重点领域的竞争与升级不能放缓，但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需要做好平衡，把转型期的社会波动降到最低。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期间，中国政府结合社会力量，兴办了比较成熟的再就业培训体系。今天需要升级这个体系，引导普通劳动者熟悉智能技术并能学以致用。发挥社区街道作用，为居民提供智能生活讲座。甚至在基础义务教育阶段就为学生提供学习智能技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