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国智造与文明升级（第3/9页）
另一位未来学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在2001年的中国之行中评价：中国包含三个世界，第一次浪潮覆盖大约9亿农民，第二次浪潮覆盖大约3亿市民，而第三次浪潮，据托夫勒当时获得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来重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只有1000万人。中国的发展主题就是改变三次浪潮人口之间的关系。
今天，人口格局已经大为改变。国家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35%。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7亿。“十二五”时期，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每年城镇人口增加2000万人。
第三次浪潮吸纳了大量就业，但和第二次浪潮的边界是模糊的。互联网产业本身就同时包括本属三个浪潮的世界，以百度外卖为例，公司拥有大量外卖配送员，相当于传统蓝领；其次是运维人员，相当于传统白领；还有一个小而精的技术部门，包括人工智能团队，相当于顶层。就公司内部来说，管理文化差异如此悬殊的三个员工群体，是个不小的挑战。从外部来说，这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特点，需要勉力平衡这种反差与混合。
中国从第一次浪潮到第二次浪潮的跃迁过程，在2010年前后已经迈过“刘易斯拐点”。[1]
中国的部分低端制造业已经转移至越南等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印度也雄心勃勃地计划“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莫迪政府于2014年9月向全世界发布印度制造新政，包括提供一站式服务，改革劳动法和税收，简化审批程序，以吸引各国在印度投资设厂，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印度的多时空混合特质比中国更严重，英语理工精英与落后种姓制度比肩继踵，能否成为中国制造的有力对手，尚需拭目以待。
另外，欧美等老牌制造业强国也在努力，希望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在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得到官产学各界广泛认同。工业4.0已经上升为德国的国家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一轮工业竞赛。工业4.0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能化，在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合作伙伴，实现快速、有效、个性化的产品供应。
美国正在试图逆转战后去工业化的趋势，让部分工厂回流本土。作为大国，局势错综复杂，存在各种力量博弈，如特斯拉这样的无人汽车工厂无助于就业，美国中下层人均收入缩减，很多回流的工厂没有回到铁锈地带[2]，而是部署在人力成本更低的南部等。新总统特朗普连续在推特上炮轰丰田、通用和福特，威胁它们把汽车工厂搬回美国，更加凸显了某种时空错乱的怪异特性。但无论如何，美国重振制造业的行动势必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压力。
美国制造业提出的主要创新亮点在于3D打印。虽然一度以黑科技的面目出现，但3D打印的关键不在于技术，而是反映了制造业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生产的趋势，最终反映了客户需求个性化、自组织化的趋势。
图5-1 特朗普在推特上炮轰汽车制造商
面对这样的上下夹击，中国制造业的地位略显尴尬。尽管人力成本还有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但中国整体正在逐渐告别低成本优势，迫切需要将竞争力转移到生产率和知识经济上。
张亚勤因为负责百度云计算工作，经常要和企业打交道。他认为，在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方面，中国落后美国比较多。这么多年来，美国大的行业基本都实现了流程化，垂直行业的大部分公司都用上了ERP，为此投入了上万亿美元，使得流程变得IT化、软件化。制造业不管是高精机械也好，流水线也好，自动化开始得都很早。中国在这个方面整体上相对落后。中国企业，尤其是很多小企业，没有统一的工作流程，IT程度比较低。
第二次浪潮到第三次浪潮的跃迁，即使是最前沿的美国也才刚刚起步。某种程度上硅谷的创新仍然以技术为主，与第二次浪潮中诞生的产业相对独立，互相的结合程度可能还不如中国。“物联网”概念的发明者凯文·艾什顿就极其看好中国的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发展。张亚勤认为，就像消费互联网刚兴起时一样，各国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美国可以做，中国也可以做，中国甚至能比美国做得更好。现在当人工智能来了之后，原先的一些领先优势就不太重要了，甚至由优势变成了劣势。如传统企业花很多钱买Oracle的数据库，买IBM的ERP和数据库。这么多年来，基于传统IT技术的公司，产品越做越重，硬件也好，软件也好，越来越复杂。IT的投资、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企业不堪重负。云计算是新的平等起跑线。云做的事情是把复杂性移走，让做云的公司帮企业做IT，不是像传统的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服务公司，派几百个人到你公司去做，而是提供虚拟化服务。例如，过去是在家里建电站、打水井。现在是提供电网、水网，企业只要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得到水。企业不再需要部署那么多服务器，不再需要那么重的ERP系统，只需要接入网络，就可以连接所有的服务——计算、存储、数据库。于是商业端服务也消费者化了，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