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第2/2页）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在《金瓶梅》出现之前的中国章回体小说，与“讲史”或史传一类的作品关系密切。《三国演义》与其说直接取材于正史（比如说《三国志》），还不如说是在大量历史传说、民间说唱和戏曲的基础上完成的。而《西游记》中的佛教传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聚义，在小说成文之前早已在民间流传了很多年，有相当多的“故事底本”可资利用。《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之所以没有像《金瓶梅》、《红楼梦》那样，在作品中穿插大量民间故事，原因很简单，这些作品本来就扎根于民间传说与故事的土壤之中。因为它们还算不上直接面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作品，所以无须在“现实故事”（主体叙事）与民间故事之间建立联系。

《金瓶梅》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中国章回小说中第一部直接描述社会现实境况的作品，它所面对的显然是全新的课题。一方面，它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的民间故事体叙事中摆脱出来，利用《水浒传》的部分情节来结构全书、将明代的社会生活假托于宋代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主体叙事之外穿插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则是另一个例证。因此从《金瓶梅》的写作来看，它深刻地反映出作者既想摆脱民间、历史故事的束缚，同时又深陷其中的复杂纠缠。这种叙事方式上的新旧交织，完全可以与《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

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金瓶梅》中所穿插的大量零散故事，几乎都是在宴席及聚会上经人物之口讲述的。应伯爵本人就是讲述这类故事的高手。也就是说，《金瓶梅》既然将笔触聚焦于现实生活，而日常交往又大多以饮食宴乐为基本场景，那么人物在酒席和聚会上为活跃气氛而讲述的故事被记录在作品中，也完全可以说是 “写实”或“纪实”的需要。只要想一想今天社会的“段子文化”在日常聚会中的流行，我们当能理解《金瓶梅》作者在作品中穿插大量零散故事的必要性。《红楼梦》对饮食宴乐、酬唱聚会等基本生活场景的依赖程度，远甚于《金瓶梅》，曹雪芹沿用《金瓶梅》这种“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模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当然，既然作者将这些由人物讲述的故事大量穿插于作品之中，就不能不考虑这些故事的修辞功能，以便让这些故事与作品的意蕴和主题建立联系。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中，这些被插入的故事所承担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除了以讽刺（暗讽和反讽）的手法强化主题之外，还有道德说教、情节过渡、铺垫、增加叙事的波澜与趣味性、刻画人物等方面的作用。

这样一种“故事中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其趣味性和修辞策略上的有效性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读过《金瓶梅》的人，主要情节或有淡忘，可对于应伯爵等人所讲述的一个个短小的故事，都能记忆犹新。而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在后世的小说（尤其是现当代小说）中几乎绝迹，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和惋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