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世界观（第2/3页）

如果说王龙溪、耿定向、杨复所诸人，还只是在理论上来探讨仙、释二氏与儒学的“教异道同”，并力图打通三者之间的阻隔，阐明仙、释二氏导俗善世的效用，那么赵大洲、李贽与邓豁渠等人则由儒入佛，以佛证儒，并将佛教信仰直接付诸实践。赵大洲在母亲去世后，兼修出世之业，习静于古刹之中，衣不解带者数年，并于晚年致仕之后专注于将儒与佛、经世与出世熔于一炉的《二通》之写作。[24]李贽则于晚年落发，居于麻城龙潭湖上，与僧人聚会并访游四方。至于“狂禅”的代表人物之一邓豁渠，虽推崇阳明为“孔子之后，一人而已”，但同时也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之说了不得生死，遂慨然落发，号为太湖，从此开始了苦行僧般的“云水瓢笠”访师求法的历程。他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病殁于河北涿州的荒山野寺之中。[25]

在儒家学者试图打通儒佛界限，研修佛学并以佛证儒的同时，佛门中的高僧大德亦开始兼修儒学，以儒证佛。有“万历三大僧”之称的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云栖祩宏可以视为这方面典型的代表。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也在相当程度上介入到社会现实政治的批判之中，并与朝廷和官府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德清不仅精研儒学，而且对老庄也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庄子内篇注》堪称佛家庄子研究的代表作。另外，与《金瓶梅》的作者处于同一时代的道人陆西星，则是由文儒而入仙释，并提出著名的“三教一致”论，将丹法修行与“性命双修”联系在一起，了性了命，无为而有为，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关系是他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

应当说，儒道释三教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实际上早在唐宋就开始了，我们也不难从程朱理学的思想表述中发现佛学的因素。到了明代中期，三教合流的趋势已日益显现。《西游记》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三教合流与佛儒互证成为思想界的流行观念，并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论争，阳明学都是其重要的枢纽。因此也可以说，三教合流、三教一致论的大范围流行，是晚明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之一。问世于万历年间的《性命双修万神圭旨》是这样来描述三教合流的旨归的：

三教圣人，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熏修以脱生死；儒家之教，教人顺性命以还造化，其道公；禅宗之教，教人幻性命以超大觉，其义高；老氏之教，教人修性命而得长生，其旨切。教虽分三，其道一也。[26]

如果我们不把《金瓶梅》置于晚明三教合一观念大流行的思想背景中去考察，此书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独树一帜的修辞手法，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不仅因为《金瓶梅》一书本身即是儒道释三教一体的，而且，《金瓶梅》的佛道世界观与儒家关怀（社会政治现实关怀）之间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关系。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那样，这种以佛道价值观统领全书、将佛道的出世观视为人生解脱的不二法门以及现实人生最终归依的思想倾向，至少在章回体小说作品中是空前的。

在明初的《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及润色者毛宗岗，虽一反陈寿以魏为正统的不得已，沿袭民间故事中拥刘反曹、复兴汉室的情感脉络，但细究其思想观念的实质，无非是君仁、臣忠、友义而已。孔明之忠、关张之义，昭然如日月，人所共仰，与儒家传统思想的天统君、君统民、君臣民一体的伦理纲常一脉相承。其所致意者，乃是忠与奸、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肖、义与利之辨正，自始至终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展开叙事，与佛道的出世及超越观念略无干涉。《水浒传》的故事在取材上与《金瓶梅》有重合的地方，而且《水浒传》对活泼的世态人情的重视，以及其人物刻画乃至基本笔法，都对《金瓶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忠义”二字，仍然是《水浒传》的重要主题。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腰斩与修改，固然使《水浒传》的主旨发生了一定向度的偏转，强化了对现实政治及人情之伪的批判，增加了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但其主要思想倾向仍不越仁、义、礼、智、信的范畴。而《西游记》以唐代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的历史事实为基本叙事线索，不免给人以劝学、谈禅乃至讲道的印象，但无论如何，《西游记》并不是一部弘扬佛法真谛的作品，更不是一部宣扬“出世”价值观的小说。所谓佛法无边，其象征意义远胜于它的实指意义。鲁迅、胡适以及陈元之等人，不约而同地将它视为一部充满游戏和滑稽特征、用尖刻的玩世主义来反抗既有秩序的神魔小说。毋庸讳言，在《西游记》的嬉笑怒骂和戏谑恣肆中，“佛”和“天宫玉帝”等诸神成了作者嘲弄的对象。鲁迅先生认为，《西游记》明显受到明代“三教同源”或“三教合流”的影响，释迦、老君、真性、元神无所不有。不过作者的本意不过是借用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的启发，笔触入于仙佛虚玄，随意比附而已，与《金瓶梅》中的三教合流之旨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