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社会”的脆弱（第2/2页）

顺便说一句，现代社会所谓中国式企业的管理或经营模式，并非仅仅依靠直系或旁支亲属进入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加以控制，同时也要求对非亲属企业成员给予家人式的关切，并与之建立一种超越契约关系的特殊亲情或认同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后者更为重要。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至《金瓶梅》写作的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渐渐为赤裸裸的金钱和功利关系所取代，道德溃败已达于极端化的可怕境地，甚至波及到了家庭关系内部。这种引入亲情伦理的“伙计制度”也是徒有其表。所谓“蛇入筒中曲性在，鸟出笼轻便飞腾”。西门庆与伙计们的关系，表面上似乎很亲近，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并不能掩盖真实人际关系中的算计、冷漠或互相提防。这种关系的虚伪性，西门庆知道，伙计们也知道，彼此心照不宣罢了。伙计们对西门庆的恭顺与服从，与其说是对西门老爹恩惠的报答，还不如说是慑于西门大官人的显赫权势与经济地位而采取的暂时性的隐忍策略。关于这一点，小说第八十一回中的一段描述尤其让人触目惊心。

韩道国与来保押着西门庆的货船从南方一路而来。此时的韩道国和来保并不知道主人西门庆已死：

一日到临清闸上，这韩道国正在船头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往临江接官去。看见韩道国，举手说：“韩西桥，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说毕，船行得快，就过去了。这韩道国听了此言，遂安心在怀，瞒着来保不说。

这段文字之所以让人惊心动魄，除了事件本身的出人意表之外，还与叙事速度的突然加快有很大的关系。韩道国在外多日，对家中的情况一无所知，西门庆年纪轻轻，素无疾病，正值官运亨通、生意兴隆的黄金年代，他的突然暴亡，韩道国闻讯想必也会魂飞魄散吧。如此重大的消息，通过严四郎的船与韩道国的货船在临清闸交错而过的一刹那而道出，无疑增强了它的突然性。“说毕，船行得快，就过去了”几个字，可谓字字珠玑。而韩道国一闻此言，遂“安心在怀”，说明韩道国的背叛歹念，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从一刹那中陡然生出，恐怕就连韩道国本人也会吓一跳吧。

值得注意的是，韩道国的下意识背叛，之所以让读者感到可怕，是因为他临时起意，决计拐卖西门庆的钱财，事先并无任何深思熟虑，而是“先拐了再说”。这种人物心理在刹那间的变化，其实已经超越了道德范畴，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心的深邃、诡异与难测。韩道国发卖了西门庆的部分货物，拐了一千两银子跑回家，当然是瞒着来保。来保后来终于明白过来了，也马上见样学样，偷了西门庆八百两货物，装上大车运回家中。

既然建立在亲情宗法关系之上的商业伦理不足恃，那么，明代“契约社会”的运行，能否在法律系统的层面上获得支撑呢？

从前面提到的蒋竹山被打一节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某些端倪。即便蒋竹山的借票是真实的，蒋竹山与张胜、鲁华之间的纠纷也仅仅是一桩民事或经济纠纷。但张胜、鲁华痛打蒋竹山在先，然后又砸了人家的铺子，地方保甲却不分青红皂白，将被害人蒋竹山拴了去见官。可见当时的法律实践，是典型的民、刑不分。一干人等到了提刑院开庭，审判官夏提刑对蒋竹山拍案大怒，不问情由即选大板痛打三十，打得蒋竹山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夏提刑打人的理由，竟然是：“看这厮咬文嚼字的模样，就像个赖债的。”整个审判过程没有任何司法程序可言，审判者个人的意志占了很大比重，案情的真伪无人追查，也不容申辩，“契约社会”赖以立足的法律公正更是无从谈起。

司法体系的腐败、草率和贪渎是《金瓶梅》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品中所反映的明代司法状况，其实还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