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圆（第2/2页）

[28]由于中国的白银短缺（特别是由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采用的白银税制，中国工商业的繁荣对金银的要求成倍增加），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附着世界各地的白银。通过所谓的中国——马尼拉——墨西哥的贸易航道，美洲的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然的“秘窖”和白银最终的“天然中心”。[29]

在《金瓶梅》写作的那个年代，在以中国南方为中心而波及北方、东南亚乃至于南美洲和欧洲的经济贸易“同心圆”中，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显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当时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比从太平洋上运来的美洲白银要多六到七倍。[30]因此，我们如果据此判断，《金瓶梅》里那些虚构人物（如西门庆）所使用的白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日本，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玩笑性的推测。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东方，确立了中国在1400——1800年间世界贸易体系中首屈一指的中心地位，这或许是一个事实。但问题是，欧洲何以后来居上？弗兰克的解释是：欧洲仅仅通过美洲白银的输入，就轻易地平衡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从而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换言之，既然中国的白银输入使得大量资源或财富外流，那么在元代已经开始有效发行纸币的情况下，明代的“白银崇拜”是如何出现的呢？另外，就算是中国一度取得了世界中心的地位，可是这种中心的地位为何又突然丧失了？

明代的经济繁荣，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及北方女真人的南下而崩解，这当然不是弗兰克所关心的问题，却是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明亡之后所要面对的现实。正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家资钜万，富甲一方，可一旦去世，所有的财富便灰飞烟灭，代之以《金瓶梅》后二十回刺心蚀骨的荒凉。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始终不出“一治一乱”的传统循环。

因此，明代的白银短缺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金融问题。从根本上说，它也涉及到明代的政治、思想、法律以及社会管理体系。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经济格局的变化，迫使中国自明代开始，出现了微妙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传统道德、法律及社会管理模式与经济发展的惯性和动能之间，产生出极大的冲突和矛盾。而所有这些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在《金瓶梅》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