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法

若论社会治理，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奉行礼法并重的理念。所谓礼，虽偏重于道德、教化，用以规训、激发个体内心的道德律令和良知，但实际上“礼”也是“法”，甚至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原则。有人认为，这种礼仪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宪法”——虽无形，但无处不在。

中国第一部成文法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郑国国相子产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以名条律，以示森威。子产铸刑律于鼎，反映了中国古代统治者“以法治天下”的初始冲动。但这一做法，立刻遭致晋国叔向的明确反对。他写信给子产加以驳难，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礼、法之争。不过，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虽是礼法并重、礼法二元，但实际上却是礼重于法，以礼为主、以法为辅。这一模式，始终没有根本变化。到了宋、明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兴起以及商业伦理的初步形成，在商业法规特别是经济契约方面，中国的法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在《大明律》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然而，传统社会的礼法二元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动摇。在明末，由陈子龙等复社人物所编选的《明经世文编》中，马文升曾在一篇疏文中这样写道：

切惟为治莫先于德教，辅治莫先于刑罚。非德教无以化导乎人心，非刑罚无以惩戒乎奸宄。故在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皋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31]

《金瓶梅》不过是一部文人世情小说，作者无意于撰写一部十六世纪的经济史和法律史。但由于作者在修辞上采取了极端的写实或“自然主义”的方式，其反映的明代社会的基本状况——特别是经济、商业活动和礼法观念，倒是极为清晰，颇值得重视。

前文说到，西门庆作为一个十六世纪新型商人的化身，堪称“经济人”。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门庆也可以被视为“法律人”。西门庆的几乎所有社会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均在法律的名目下或打着法律的旗号进行。西门庆的主要社会活动舞台只有三个：经济事务、衙门和官场。而官场不过是经济与法律的交汇点或结合部而已。换句话说，《金瓶梅》中的官场，不过是官员们通过衙门和法律赤裸裸榨取利益的场所。

具体到礼法观念而言，西门庆虽说徇私枉法、胆大妄为而“久惯牢成”，但在他的言行背后，仍可以看到传统礼教的熏染、影响和限制。西门庆作为山东第一财主，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恶不作，但宗法和道德律令对他的限制和束缚，却并未稍减。

在西门庆中意的众多妇女中，其妻吴月娘被描写得貌若天仙。但奇怪的是，小说中涉及西门庆与吴月娘性行为的描述极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只有一次。写到正妻，作者或许不得不有所顾忌）。用作品中的话来说，吴月娘的首要角色，不过是“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的家庭主妇而已。吴月娘在众多妻妾中拥有的真正财富，其实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建立在“明媒正娶”基础上的家世清白、门第纯正和“德行”出众。加上她吃斋念佛，明于教化，足以使她处于实际的家庭主管地位，并在道德上建立起巨大的优势。每当她与潘金莲发生争执乃至冲突时，西门庆心里怎么想我们可以不管，但至少在众人面前，在所谓“情理”的巨大威慑力面前，西门庆不得不一次次未加任何解释地维护吴月娘的“正统”地位。盖因潘金莲后娶，排行第五，且德操有亏。

春梅以一个奴婢的身份，居然得以在西门庆家中颐指气使、横冲直撞，弄得人人皆怕，即便是吴月娘也让她三分，足见春梅在西门庆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有意思的是，当春梅与吴月娘发生冲突的时候，西门庆几乎不问是非曲折，明显地在维护吴月娘的地位。西门庆对吴月娘的袒护，实际上也是出于对传统礼仪的敬畏——吴氏为“正头娘子”，而春梅则为婢女。

那么当春梅与如意形成争执的时候，西门庆会站在哪一边呢？读者一定会认为是春梅吧，没错，小说中正是这么写的。原因很简单，春梅虽说是吴月娘、潘金莲的奴婢，但好歹也算是个家人，而如意只是一个连丈夫的存在都成为谜团、被人临时叫来照顾孩子的奶妈。

从吴月娘、潘金莲、春梅、如意的伦理序列中，我们不难看出西门庆想维护或者说“被迫维护”的是什么。当然，这一排序，是宗法伦理和礼仪方面的排序，而非真正意义上亲疏远近的情感排序。可是，若要认为这种等级次序不过是表面文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西门庆一死，吴月娘作为当家主管的权力即刻膨胀，马上将春梅、潘金莲扫地出门，其背后的宗法、道义力量拨云见日，令人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