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货币（第2/2页）

洪武十九年后，银矿开采禁令稍有松弛，但实际的开采量极少。浙江七县之银场，一年向朝廷上交的银两，不过区区两千余两。

明代经济的繁荣，特别是运河开通之后的商业繁盛，在纸币的信誉日渐低落的前提之下，使得朝野上下对于作为传统硬通货的金银的需求，出现了大幅度增加。

至宣德、弘治后，朝廷禁开银场之令几成一纸空文。“奸民”私开坑穴，互相杀伤；矿盗蜂起，屡禁不能止。贪吏趁机加紧向朝廷游说，索性由朝廷督开银场，利益归于中央。等到万历年间，朝廷大规模开采银矿之时，虽然“中使四出”，“无地不开”，因矿穴私采严重，矿脉久绝，所获甚微。更有贪官污吏借开采之名“横索民财，陵轹州县”。稍有德性的官员顾恤百姓，被以阻挠之罪，即行罢免。[19]

由此可见，万历后全国性的金银开采，不过是给了贪墨横暴官吏搜刮民财、凌辱百姓的机会而已，出现了“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20]的局面，乱象丛生，酷掠横行。为此，河南巡按姚思仁上疏极言开矿之弊：

一为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二为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三为矿夫残害，逼迫流亡；四为雇民粮缺，饥饿噪呼；五为矿洞遍开，无益浪费；六为矿砂银少，强科民买；七为民皆开矿，农桑失业；八为奏官强横，淫刑激变。

他最后的结论有点危言耸听：“（如果不加以阻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21]

《明史》也认为，明朝最终之覆亡，实兆于此。

可以说，自明代肇兴直至灭亡，银币制所导致的问题，特别是银荒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统治者。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篇》中感慨说：“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22]因而发出了“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23]这样的呼声。明代隆庆朝“应诏陈理财”的靳学颜甚至认为，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而是白银的供应量短缺。与黄宗羲一样，靳学颜对朝廷废钱而独用白银的国策，感到难以理解。[24]

明代社会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与作为统一货币的白银供应不足，构成了根本矛盾。从表面上看，明代经济的主要难题是“银荒”，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关于这一点，我们后文还要加以讨论。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在阅读《金瓶梅》的时候，不仅没有感受到白银供应短缺的问题，相反，小说中写到的清河或临清，就不啻是一个大银窖——白银的流通，动则百千巨万，所谓钱过北斗、金银遍地的盛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或者说，那些滚滚而来、滔滔而去的白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