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比特人（第4/7页）

我们看电视可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但当时的电视只有三个频道，而且在白天从来不播放值得一看的节目。所以我们要么跑来跑去，要么看书。

我的母亲是职业女性，这在我的班里非常少见，但母亲从未把自己归类为职业妇女。她是位母亲，也在工作，仅此而已。“人们不会有职业男性这一说。”母亲有次对我说。她总是尽可能地参加我们学校的演出或者体育活动。“我觉得大家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不让自己陷入不快乐中。不快乐的父母，对孩子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如果你想要出去工作，那你就去工作；如果你可以不必工作，你也不想工作，那你就不用工作。”

“你从未感到内疚吗？”

“从来没有。”

在“带孩子上班”的口号出现之前，母亲就有了自己的口号——带着孩子一起干活。我们经常被分配任务，比如帮母亲整理入学申请文件夹。在母亲看到年级、SAT分数、性别之前，先看申请人的自我简介，这样就能对申请人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但是其他妈妈认可你出去工作吗？”

“嗯，一些妈妈觉得我一定会忽略你们所有人。记得你哥哥曾经想要在自己的午餐盒里放些狗饼干吗？你和妹妹也这么干过，记得吗？我猜可能是其他母亲让学校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告诉他们，已经咨询过儿科医生，狗饼干不会对你们的健康造成任何伤害，还可能对你们的牙齿有好处。不过，我并不觉得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我做得不好。另外，当时许多人都在做有趣的事。毕竟，那可是60年代。”

回想起来，我许多朋友的父母都过着精彩万分的生活。我们当时住在一个独立的社区。那里的人都跟哈佛、麻省理工或布兰德斯有关，所以当我们想起自己的父母时，更多地想到的是他们与这些大学的关系，而不是他们在做什么工作。我们也非常清楚他们的爱好和热衷的事：这个喜欢画画，那个喜欢做酸奶。

我们也目睹了许多混乱：电视机里播放的越南战争；哈佛广场发生的暴乱；鲍比·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通过同学的哥哥姐姐，我们知道了草案和民权运动，以及其他热点时事，也知道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其他的信息来自晚餐时的谈话以及《生活》杂志。

书籍占据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我们认识的每家人，客厅里都有一个书架。不管父母的朋友，还是我们朋友的父母，都有人在写书。每个人都在看同一本书，因为都是每月俱乐部推荐的。爱德华·斯泰肯的《人类大家庭》是一本关于世界的摄影作品集，著名诗人卡尔·桑德堡为其作序，是每个咖啡桌的案头所好。约翰·厄普代克充满争议的小说《夫妇们》以通奸为主题，是每对夫妻的枕边书。每个人都有约翰·F.肯尼迪的《勇敢者传略》。奈欧·马许、阿加沙·克里斯蒂、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的书，是每个悬疑小说爱好者的必备首选。列昂·由芮思是大家主要关注的作者，米切纳也算。当索尔仁尼琴的《古列格群岛》以及君特·格拉斯的《锡鼓》出版后，立刻成为家家的必读之物。

有时我觉得母亲私底下想鼓励我们阅读超过能力范围的书。她会特别指出一些书说我们还太小，看不了，而因为这个，刺激我们更快把这些书看完。十岁时，我就读完了《马尔科姆X自传》。母亲说得没错，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年纪太小了点，后来再读一遍时，我惊奇地发现了之前遗漏的部分。之前我只记得书里松垮的西装。我们自己也发现其他不适合我们年龄读的书，埃里卡·琼的《怕飞》，大概是在我十一岁时出版的。这本书描述的内容让我震惊又痴迷，就像《性爱宝典》一样。经我们寻找，我父母没有这本书，但有朋友的父母有，不过他们把书藏了起来，只有那些淘气包和我们能够把它翻箱倒柜地找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讨论正在读的书。我读完了一本保罗·里维尔的奇妙文集，又津津有味地读完埃丝特·福布斯的《自由战士》，讲述的是一个跟着银匠保罗·里维尔的学徒手被烧伤之后的故事。我后来又找到了这位作者替保罗·里维尔撰写，并于1942年摘取普利策奖的传记，书名是《保罗·里维尔和他生活的世界》。这本传记我足足看了十一遍，每次读完就在内页做个标记，就跟囚徒记录被囚禁的岁月一样。

“来啊，你们可以问我关于保罗·里维尔的任何事情，什么都行！”我会在吃饭时央求我的哥哥妹妹。当他们不愿意问我时，母亲会勇敢地向我发问。遗憾的是，我现在把以前所知的关于保罗·里维尔的事情全忘了，除了那些最基本的事实，还有1/3首郎费罗歌颂保罗伟大事迹的诗歌。后来我建议母亲把重读埃丝特·福布斯写的传记作为读书会的项目，这样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说：“我阅读这本书的次数有一打之多了。”母亲拒绝了。她温柔而坚定地说，她从小到大已经听腻了里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