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

十一月,我第一次陪母亲做化疗。这让我有机会和她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谈论家人和每一件事。

几天前,母亲给我发来看病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约在东五十三街区纪念医院的门诊中心见面。街对面有一家书店,如果我到得早可以去那里打发时间。莱辛顿大道有很多小吃店,如果想买零食也可以去逛逛。母亲觉得没必要,还告诉我门诊中心有椒盐卷饼和全麦饼干。我坐电梯到四楼,想要在母亲到之前就占下座位。她喜欢椅子,不喜欢候诊室后边的长沙发。

医院像是专门制造干扰的车间,总有人突然让你去干这个或者那个,叮嘱、询问、检查、提醒……第一次陪母亲来医院,我们都得拿出足够耐性面对这些。母亲抽完血后,我们来到治疗室,那地方让我想起学校宿舍那几乎够得着天花板的小房间。隔几周,医生会帮她看诊,其他的时间只需要抽血和化疗。母亲在小房间的时候,有一名护士会来问些治疗方面的问题,也会尽量让她舒服一些(比如问她需要在手臂下放个枕头吗?需要毯子吗?再来点果汁吗?)。接着她会问母亲在医院登记的基本资料,比如姓名、出生年月等。在找血管扎针的酷刑之后,会有第二名护士确认病人的身份以及使用的药品。

还不止这些。尤其在最开始的时候,不但有社会工作者、研究人员,连负责收集参与研究同意表的工作人员也都会不时过来问东问西。母亲不喜欢被烦扰。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已经习惯在早上八点打电话给母亲。虽然不是每天都打,但是大多数日子都是如此。她和父亲习惯保留通话,然后再接第三个人的来电。即使这样,她也会觉得很烦躁。有时候我跟她讲到一半,之前保留的通话突然断掉,她会很苦恼地说:“哎呀,我都忘了我还有另一个通话呢。”

我也不喜欢被打扰,但我会打扰别人。我经常会忽视其他人说的话,抢着说自己的事。因为我觉得我的故事更为有趣、更为精彩、更重要,常常忘记他人的故事也可以让我从中获益,值得不断推敲品味。母亲则恰恰相反,她很少打断别人,更不会贬低别人的故事。她更愿意倾听,然后提问,不是提那些敷衍的问题(比如:你在凤凰城待了几天?)。她的问题总是能够让人们说出自己的很多感受,并从中得到的收获、遇到印象深刻的人,以及感觉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我陪母亲到门诊中心的第一次,已经是母亲来的第三次,她已经熟到能跟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点头打招呼了。有一个她特别喜欢的护士,一下子就能找到血管,另外两名护士就没辙。还有,她似乎有些不太在意那些干扰。

那天早上,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感觉极度烦躁。我努力不去想那些事。身处与癌症奋战的一群人中,还抱怨工作显得很奇怪。于是我和母亲沉默地坐着。

“你真的不必陪着我,威尔。你还有太多事要忙。”

“但我想陪你。”我说,“除非你想一个人待着。”

就在那时,母亲说她在看华莱士·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那本陪着我飞越世界各地,至今却还原封未动的书。我说这次我一定会看。

“如果我们总在差不多的时间看同样的书,就跟一个读书会很像啊。”我补充道。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传统读书会,不过母亲从未参加过。

“你没有时间总去参加读书会!”母亲说。

“我有时间读书,而且我们总在谈论书。所以如果我们读同样的书,又一起讨论,这不就是个读书会吗?”

“读书会不是都要带东西吃吗?”母亲问。

我大笑:“那我们就组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不吃东西的读书会吧。”

通常在第一次读书会时,大家都会讲述彼此的童年经历。

我对母亲提到这点的时候,她半信半疑地笑了,然后我要她把童年故事讲一次给我听。我从未直呼过父母的名字,所以很难写出“玛丽·安出生于1934年”(而不是“母亲出生于1934年”)这样的句子。当然,那时她还不是母亲,只是玛丽·安。

玛丽·安和弟弟有一位美丽但忧郁的母亲,在美国出生,巴黎长大。他们的父亲是位英俊的男子,经营着家族纺织生意。他在年轻时把生意卖了个好价钱。人人都说,那是一桩非常不幸的婚姻。苦苦维持了三十年后,他们以离婚悲惨收场。母亲很少开口谈及她的童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母亲透露她的父母对彼此的怨恨很深,这也让她下定决心,如果她有幸拥有自己的家庭,绝对不会抱怨任何事。玛丽·安早先就读于公立小学,接着在纽约上东区的著名女子学校念中学。在那里,母亲结识了她的毕生好友,也受到了米尔德丽德·唐娜珂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