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时迟，那时快

——一则小说的动作篇

宣称“小说已死”的先进之士的确可以振振有辞地夸夸其谈。连环图、电影、电视以及任何我们可以接触得到的影像媒介早已骋其临即感、逼真性和普及力提供了阅听受众所能想像的满足——对于动作的满足。

看起来，透过读小说去了解、再创角色的动作显然既费事又不准确。现今的阅听人口只消将屁股种在柔软的沙发里，便与演员所虚拟的角色同时性地“经验”了故事中的动作。这一份“同时性”特质为受众带来即时的紧张、亢奋、松弛、沮丧……和种种伴随心理活动而产生的生理反应。亚里斯多德所声称的“净化”（catharsis）于焉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更偏近物理治疗的庸俗仪式。

我们暂且毋须带着怀旧的感伤去凭吊读小说时代所曾经拥有的诸般愉悦和收获，甚至我们还可以既谦逊又骄傲地承认：电影史上的《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是一部连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自己制拍的续集都无法望其项背的经典，但是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侏罗纪公园》小说原作却永远不可能成为小说史上的经典。高度发展的音画科技难道真的迫使小说“让位”给剧情片或电视影集了吗？影视工业所导致的感官刺激难道真的“霸占”住人类对虚构文本的想像空间了吗？

或者，一部小说史原本就是一部小说家不断翻修其“动作书写”的历史？

生命中就有连施耐庵也写不好的动作

小说在虚拟、建构人生百态的时候，不得不处理动作，无论是在基度山小岛上挖宝藏的逃犯邓蒂斯，或者是在墨西哥湾大海流里捕马林鱼的老人山蒂埃戈。作家们设下一个角色——也就是在叙述句中设定一个主词，接下来的一切都必须指向动作。倘若动作比较繁复，或者动作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一连串的动作，便将使彼一主词不胜负荷。在口耳相传的“说”故事的环境与氛围里，人们不会在意叙述语句中主词为了要因应繁复、连续的动作而不得不再三重复的冗赘，然而在书写和阅读的文本环境里，即使再擅长以简洁、变化的语句描述动作的写手也很难挑起“一个主词开启大量动作”的负担。比方说施耐庵搜整、润饰以及重写的话本《水浒传》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一节：

智深相（按：即“看”、“打量”的意思）了一相，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按：即拉直、伸直之意），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

这一组连续八个动作的叙述之中，用了四个“把”字、一个“用”字、一个“将”字。除开“相了一相，走到树前”之外，每一个动作之前都（因口语之习、之便）添加了补强动感的助动词。我们当然可以像文法老师那样把原文修改成这样：

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脱了直裰，右手向下，倒缴着身，左手拔住树上截，一趁腰，便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

去掉四个“把”字、一个“用”字，叙述似乎简洁起来，可是，“智深”这个主词的负担却显得无比沉重，沉重到恐怕拔不起垂杨树了。此外，如此修改并无助于改善书写文字在一切动作面前拖泥带水、夹枝缠叶的蹒跚景况。

孙悟空是怎么做到的？

作为一部“赋予盗匪政治正确性”的史诗式巨帙，《水浒传》在“说话人”的书场中提供的娱乐要远远超过它为后世字斟句酌的文本学者所带来的美感。《水浒传》的情节被一个接着一个的动作牵曳，冲向一层强似一层的暴力，故事里的英雄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升高其血腥气息。从鲁智深而武松，从武松而李逵，这部书的“作者集团”（众多说话人以及写本所署的施耐庵及罗贯中）便无法像稍晚刊刻问世的《西游记》那样，借用充满雅趣或谐趣的诗、词、谣来翻修散文铺叙的动作。且看《西游记》第七回所述：

那大圣全无一毫惧色，使一条如意棒，左遮右挡，后架前迎。一时，见那众雷将的刀枪剑戟、鞭锏挝锤、钺斧金爪、旄镰月铲，来的甚紧。他即摇身一变，变作三头六臂；把如意棒晃一晃，变作三条；六只手使开三条棒，好便似纺车儿一般，滴流流，在那垓心里飞舞。众雷神莫能相近。真个是：

圆陀陀，光灼灼，亘古长存人怎学？入火不能焚，入水何曾溺？光明一颗摩尼珠，剑戟刀枪伤不着。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作。善时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角。无穷变化闹天宫，雷将神兵不可捉。

即便是非诗非词，《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深知音乐性——韵脚与节奏——为散文带来的帮助，尤其是为动作书写所带来的效果。同在第七回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可以朗读辨认其辅佐动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