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在摇摆（第2/3页）

打造另一种计时器

认为这个宇宙无远弗届且无孔不入地遍布着理性的亚里斯多德不能容忍这样的散步。因为它似乎不是“国王死了”的因或果。亚里斯多德也无法容忍戏剧里那些不能声援其他事件的插曲。我们可以谅解他，因为观赏戏剧的人没有义务伺候一个随心所欲又无事可说的剧作家，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同意：倘若小说家为了多骗取几文稿酬，的确也有可能“不知伊于胡底地任性书写”，浪费了读者宝贵的时间和视力。那么，经过切割、挑选、筛滤的人生似乎宜于向“合宜的长度”此一作品要求屈服。相信亚里斯多德“有头有尾有中腰”那样作“事件安排”的情节论的人于是感受到安全。从较粗浅的层次看：服膺因果律的前提是“承认作品中的各个事件可以被抽象化地转换成逻辑关系”，这样的话，我们不会观赏或阅读到“不可靠的叙述”。从较复杂且微妙的层次看：情节借由内在因果律的裁夺而规避掉它无法与时间作等速再现的角力，叙事艺术开始有它自己的时间，打造符合于作品自身的计时器，拥有了丈量万物的新尺度。（至于人类，则从来没有在那样的时间里活过，哪怕只是一微秒。）透过“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的裁夺所打造出来的计时器在短短的几幕、薄薄的数百页中演练出来的“人生”——无论它是悲剧或写实主义小说，不只是“摹仿的人生”，也是被这“另一种计时器”压缩、凝陷、扭曲、变形的人生，它供人窥阅、映照、对比、参考。无论观众和读者产生怜悯、恐惧而得到清涤抑或随之俯仰歌哭而无以自拔，在最后的一刻，作品受众的安全感必然闪烁在其意识底层，因为叙事艺术中的角色（即便在那样精雕细琢的计时器的安排之下）终归封闭于一个结尾——无论是“结婚”或“死亡”；亚里斯多德说过“必无事物发生于其后”，而观众和读者的未来还开放在宇宙之间。他在他的时间里，如此安全。

安全令福斯特不耐

尽管福斯特继承也挥霍了亚里斯多德因果律的遗产，可是，正值壮年的他与方兴未艾的“现代”是如此切近，他终究迟疑了。“几乎所有的小说结局都十分柔弱无力。原因是此时必须由情节出来收拾残局。”福斯特这样写道，“这是必要的吗？为什么小说家不能在他觉得无头绪或厌烦的时候就收笔？”

整套哲学臣服于宇宙巨大理性的亚里斯多德所启示的情节理论动摇了，那个古老的、必须先设想其“统一性”、“完整性”的结构以便作“事件的安排”的谋略于焉启人疑窦：“然而我们也必须自问这种方法是否就是小说写作的最好方法。”福斯特其实质疑得非常谨慎，“为什么写小说一定要先胸有成竹？它不能自然生长吗？为什么它一定要和戏剧一样有结局？它不能不拖这个尾巴吗？……情节尽管刺激而吸引人，然而它只不过是借自戏剧、借自有空间限制的舞台偶像而已，小说难道不能发明一种并不怎么合逻辑但却较适合本身天赋的结构法？”

结果福斯特表扬了安德烈·纪德（Andr é Gide, 1869－1951）出版于剑桥演讲前一年的新书《伪币制造者》。这部可以视为日后大兴其道的“后设小说”之远祖，乃至法国新小说之前驱的作品当然没有完全脱离因果不爽、首尾俱全的情节规范，但是它之所以赢得福斯特欲言又止的尊敬，显然与其打乱了情节导向的逻辑面有关；纪德利用“艾杜瓦的创作日记”（角色艾杜瓦要写一本名为“伪币制造者”的小说）渗透、干扰、揭发《伪币制造者》——甚至暗示《伪币制造者》极可能就像一枚“被宣称为伪币”的镀金玻璃；有趣的是，在小说里，没有谁真正检验出伪币之真伪。

正因为纪德玩弄小说形式的勇气很容易被联想成是他暴露写作奥秘的勇气，是以连福斯特都直指“纪德同时也将他在写此书时的日记公开”。事实上，纪德既不关心（恐怕也不至于要求他的读者关心）艾杜瓦是否被视作纪德本人，更不在意伪币是否“真”是伪币，因为纪德借着艾杜瓦之口这样说道：“岂不是，由于小说在一切文类中是最自由的、最无法则的了，岂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正是由于对这种自由的戒心（那常因没有自由而叹息的艺术家，当他们一旦得到它的时候，往往是最不知所措的），小说总是用这样的胆怯来紧贴事实？”

容我们在角色艾杜瓦这几句话之后插嘴：小说的读者和批评者以及理论指导者也常和小说家一样胆怯。就算事实无法被紧紧贴住，他们还要为情节想出一套因果律来依附凭靠呢！

纪德冲向现代，领先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