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第2/5页）

寥寥数语，便推翻了我打从八九岁时起，就一心向往的“力透纸背”之悬望。话说得清楚、恳切、要言不烦，而且是一种：“事理原来如此简单，从而深刻”的觉悟。只不过，这“海日楼”在什么地方？沈曾植是何许人？梁山舟又是谁？还有张芑堂呢？药山是那个法号“唯俨”的临济宗高僧吗？一连串无知与好奇淹连而至，真令人不忍掩卷。

在我真正接触梁山舟的《频罗庵论书》之前，就是透过《海日楼札丛》里的“梁山舟论书”而打开了对书法的新理解。比方说这一段：

山舟曰：藏锋之说非笔如钝锥之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古帖具在可证也。只是处处留得笔住，不使直走。米老云：“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二语是书家无等等咒。

又如这一段：

山舟曰：柳诚悬《玄秘塔碑》是极软笔所写。米公斥为恶札，过也。笔愈软，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画起处用凝笔，每水傍作三点用逆笔，踢起每直钩至一束再踢起，垂如钟乳；不则画如笏、踢如斧、钩如拘株矣。

更精彩的是紧接着的一小段：

柳公云：“心正则笔正。”莫作道学语看。政（按：即“正”）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笔软故。使米老用柳笔，亦必如是。

最令我吃惊的是论中锋的几句：

艺堂问曰：中锋之说如何？山舟曰：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无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虽不中亦中。

我花了两天的饭钱买了那一本《海日楼札丛》，就为了这几句。

二

但是，让我捧读下去的那个最初的问题仍未解决。古人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真的不对吗？梁山舟的话我懂，他的意思是说，实际操持劳役者日夕习其所业、时刻服其所事，却未必对耕织有理论性的了解，或是抽象性的思维。梁山舟强调的不是勤劬为之、孜矻练之，而是能否领会和体悟，能否成就学书者心摹手追的眼光。

就在我反复啃读《海日楼札丛·卷八》里的几十则书画论之后不久，也不免怀藏着现学现卖的一点得意，向当时的系主任王静芝先生请教。静芝先生在系里教授国学导读、经学通论和《诗经》选读的课程，在本科课堂之外，还是剧作家、书画家，为人庄严肃穆，不苟言笑。但是倘若学生有书法方面的问题请益，无不春风满面地响应。我试以梁山舟之语问曰：“设若耕不当问奴，织不当问婢，那么遇到了技术上的问题，究竟该问谁呢？”静芝先生大笑而答曰：“不能问奴婢只好问老师了！梁山舟这话不能看死，他就是叫写字的人不要当奴婢罢了，你一旦能问出技术上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奴婢了。”随后。静芝先生建议我读读另一位清代书法家钱泳以及静芝先生自己的老师——沈尹默先生——的书论。“创作之人，不能不有其立论。这事，不得已。”静芝先生如是说。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一·书学》有这样的两段文字：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

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隶书者，六书之蝥贼。”余亦曰：“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蝥贼也。”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一出，篆、隶生焉。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汨没，而人不自知耳。何以言之？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式），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唯一习真、行，便违篆、隶；真、行之学日深，篆、隶之道日远，欲求古法，岂可得乎？故世之学者虽多，鲜有得其要领，至视为绝学，有以也夫！

一部书法史，竟然可以用一种近乎退化论的尺度去衡量，无乃过激乎？

三

在论及书法传承大旨的时候，钱泳此一溢于言表的感慨却又大开我的眼界——原来一位书法家所关注的抽象性问题还不只是技术层面诸元（如藏锋、中锋、渴笔、弱笔等）而已，他的这两段话根本上就是将汉字形体视为辨识和还原文字起源、运用、功能的媒介和架构。

汉字形体一旦由于书写工具之演进而改变、而历经方笔之固化与行草之简捷，就逐渐沦失了篆籀之文如何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如何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如何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如何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每一个篆籀以上的古字，都可以是一部文字学史的切片，一个文化的形成与嬗变历程。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书法艺术，却恰恰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于保存这文化形成与嬗变历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