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这实在是一个奇怪而又现实的问题。

竞争比赛有赢就有输，实在正常不过。

不过，看看我们四周，看看我们的舆论，便可知晓，现实生活并非如此。

一旦竞争中落败，输掉的不仅是比赛，还可能有尊严和人生，从此直不起腰，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来。一辈子生活在失败的阴影下。

不唯体育比赛，在我们看到的几乎大多数行业，输不起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现实和公众的共识。

这才是问题的吊诡之处。

一

中国人曾经是输得起放得下的人。

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上达高贤，下至黎民，莫不以为然。

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成了后世文人的一种可以效仿追随的生活样式。

于是，李白不愿意走时人通行的应试之路，欲以才华文名入仕，终不见容于权贵，遂自我放逐于山水江湖，留下诸多不羁名篇，世代传诵。

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李白一辈，不容于庙堂，还有海阔天空可去。

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封建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王权的“雨露之恩”总有洒不到的角落。

因此，输了官场又何妨！

陶渊明得罪了上司，虽扔了那官赐的五斗米，家里却还留有几亩薄地可依仗，躬耕读写，采菊东篱，悠然而见南山。

李白不见容于皇亲国戚，远离了庙堂帝都，依然可以放荡于酒色文气，纵情于山林河湖，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

那种雍容倜傥的生活和气度，在紧张窄逼的社会里是养不成的。养育它们，除了文脉的传承滋养，更需要有退让腾挪转身的空间。

当然，中国还有一种说法，成王败寇。不过，这主要指向的不是士大夫和黎庶，而是图谋天下者。

周武灭纣，失败的殷商后人在周代还能有采邑封爵，所以也有伯夷叔齐避居首阳山不食周粟的故事流传。

暴秦之后，天下渐统，政治的残酷性，使中国的王位争夺者成了输不起的人，一旦斗争中失败，便失去了一切，从物质财富到精神话语，直至肉体。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自然失败不起。

所以宋太祖才会说：“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二

晚清以降，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中。

鸦片战争之后，几番遭受列强欺凌，封建大国已临末路。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当时的有识之士，从各个层面展开了救亡图存之路。

严复译介《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此深入人心。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因其符合彼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状，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后，迅速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后来这句文气的表述，又被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表达“落后就要挨打”取代。

从此，“落后就要挨打”所蕴含的价值判断，一直成为这个国家几乎人人认同的主流价值，既是“变法图强”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山，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奉此为圭臬。

无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是落后就要挨打，原是对家国走向危亡背后原因的一种总结判断，它所指向的，是外敌环伺下救亡图存的战时逻辑和哲学。

晚清以降中国历次与外国的战争，从正反两方面强化了政治和知识阶层以及普通民众对落后就要挨打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价值判断最终从一种应急的战时策略，逐渐常规化普遍化，渗入民族的血脉，内化成社会普遍接受的念兹在兹的价值判断。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穷怕了的国人，对于物质财富的积聚充满了渴求。在社会层面，最初对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粗浅认识，迅速与已有传统的适者生存的价值观合流，即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像秋风般扫过田野，把残存的理想主义一扫而走，传统的义利观彻底边缘化。

在我们周围，许多成功人士，无论其是如何成功的，但一旦成功，其掌握的物质财富、政商力量以及话语权，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成功，经由大众媒介包装传播，灌输给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功利主义并非罪过，它内在的欲望原本也是社会前行的动力。但当丛林法则弥漫，人人都相信，方法并不重要，只有成功，尤其是物质上的成功，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时候，功利主义可怕的一面才显现出来。

“只有胜利者才会被记住，受尊敬，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手段，都不重要，成功会让那些问题无足轻重。”曾经有许多成功人士向我这个逾四十依旧不立的人灌输过这一理念，多少让我有些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