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第2/3页）

礼的主要内容是确立尊卑贵贱秩序，本质上与法治的平等精神相悖。在礼法之下，道德和法律往往互相混淆，且常以法律的制裁，代替道德的制裁，浅井虎夫认为有两大弊害由此而生：“一以失法律公平之要义，遂至有不能适用之处，而完全丧失法律之效力；一以畏避外部之强制力，而其中心之服从苟免而无耻，遂至并道德而灭绝矣。”

申言之，礼法之弊主要有二：一是国家利益至上，漠视个人利益。法只制裁异端，而非保护权利。中国古代法律始终以刑法为主，绝少见民法踪影，因此本是民事纠纷，也只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观念来制裁或调节。自先秦李悝《法经》到清代《大清律例》，一直如此。西方早期也是诸法合体，但从罗马《十二铜表法》开始，就确立了法典中民法的主导地位，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则已基本摆脱以刑法手段来调整民事关系。二是“保护不平等”，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而礼法却要保护且强化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家族和阶级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家族以内，父权、夫权决定了尊者惩戒卑者的权力。社会上也是等级有序，不仅生活方式因社会身份不同而有差异，法律待遇也不同。譬如清代贱民，不但未有科举机会，甚至不能与良民通婚。

至于宗法，则是血缘集团内部道德规范、精神信条的法律化，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家族内部的礼法。一方面，族长借宗法对族人享有系统控制权；另一方面，宗法制度又为国家提供有效的基层服务，在皇权所不及的乡里，个人主要由宗法来控制。宗法对个人也能派生一些好处，譬如义学、义田等，可供家族内部的寒士得到教育机会或最低生活保障。但这只是血缘集团内部的荫庇，并非建立在全社会平等公民的政治权利及道德共识之上，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简言之，在礼法与宗法的双重约束下，个人尊严如同绞肉机中的肉块，如果没被搅碎，那只是幸运而非必然。

无产权则无人权

在古代中国，私有产权难以确立及保护，人权至为重要的一角因此塌陷。

上古三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私有产权概念。战国以后土地渐渐私有，民土出现，但缺乏产权保障，常被侵占。譬如汉代王莽的王田制度，元代的夺田，宋代公田，明代皇庄，清初圈地，都充斥着对民土的侵犯。此外，政府长期向民间富户强征钱财，始于汉武，继承者代不乏人，尤其清代的“报效”、“捐输”，非常惊人。

与不尊重私有产权配套的，则是抑商观念及政策。据傅筑夫研究，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三项制度：禁榷、土贡、官工业。禁榷把最有发展可能的行业从私人手中夺过，改为官营，商品经济自由发展道路由是堵塞。土贡则越过商业程序，把本为商品的物资，直接向民间索取，实质是把商品经济中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取消。官工业制度与土贡相辅而行，将不愿从市场购买，土贡又不能满足的部分商品，改为官家通过盘剥民间劳动力的方式自行制造，从而又取消了商品经济中很大一部分活动。此外，杨联升等人还指出：强征强借、贱买（如唐德宗的宫市，宋元明的“和买”、清代的“采买”或“采办”等）、课重税捐等手段，其本质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与民争利，而无视私有产权。

不但私有产权不得尊重，与私有产权关联最大的群体——商人的尊严还特别没有保障。尽管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货殖列传》中表达了对商人的尊重及对经济独立以保障权利的向往，但直到明清以前，商人仍是四民之末，各种歧视性法令也层出不穷。如汉代规定商贾不得衣丝、乘马、为官，唐代禁止商人与工匠骑马，还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应试与出仕。直到明代，还有“商贾止用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等规定，不过未被严格遵行。

人的自由及尊严的一个极重要前提就是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的最重要前提则是产权保护。但这一切，在古代中国却被忽视了数千年。

公私领域无界分

在古代中国，只有臣民、草民、子民的概念，而乏“公民”的概念。草民是命贱如草，臣民是匍匐在地，子民则直接当孙子，就是没有独立而且直立的公民。

缺乏公民概念，除了导致缺乏相应的公民权利外，也导致公私领域无分野。然而，个人尊严很大程度上恰建立于此种分野之上——私人领域中是个人最核心的自由与权利，不能被公权倾轧变形；公共领域则是公权与私人之间的缓冲带，私人借公共领域以聚合，进而与公权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