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写《钓鱼的男孩》有几个目的。首先,我想用它向我的哥哥们致敬——这是我写给他们的情书。我想讲述一个普世的有关亲情纽带的故事,以及这种纽带断了会怎样。二〇〇九年,我住在塞浦路斯,非常想家,不由得想起了之前父亲对我说的一件事。他说他很高兴看到我的两个哥哥之间的情谊日益深厚。我这两位哥哥是同一年出生的(一个生在一月,另一个生在十一月),从小到大什么都要争。到二〇〇九年时,他们已年近三十,都已工作,但我仍旧记得在我大约九岁时他们将彼此殴至重伤的事。我开始设想,如果当时事情恶化到极端会怎样。于是,阿格伍一家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浮现。之后,我又创造了阿布鲁这个角色,为兄弟俩之间的冲突添柴点火。

至于更为宏大的主题,我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对非洲,尤其是对尼日利亚的社会政治形势加以评论。在我看来,尼日利亚是个由疯子想出来却让正常人埋单的疯狂的主意。在这里,“疯子”是英国人,而神志清明的是尼日利亚人民(三个没有共同之处的族群同居一地,形成一个“国家”)。英国人参与了非洲领土的争夺,将撒哈拉以南、西非尼日尔河附近地区据为己有。他们无视原住民的利益,一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九六〇年,英国人离开,尼日利亚独立,这时三大族群立即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且认为无法共处一国。然而,这种认识来得太晚。尼日利亚境内发现了石油,南方想独立,但资源匮乏的北方不愿意放手。一九六六年,伊博人试图脱离尼日利亚,结果导致了非洲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争。接踵而来的是北方地区的种族大清洗。于是,独立不到三年,整个国家就分崩离析了。如果当时伊博人独立成功,今天的尼日利亚这个失败的政体就可能不存在。然而,战争期间,“疯子”再次干预,帮助北方打赢了战争,将在比夫拉谋求独立的伊博人拉回了尼日利亚。鉴于上述历史背景,我用阿布鲁暗指这个渗透进他人生活、通过言语造成混乱、给人民带来苦难的实体,那有四个儿子的一家人则暗指尼日利亚的主要族群。

在西非各地,像阿布鲁那样被遗弃的人可以在街头游荡,如同野狗般觅食。他们中有许多人遭到汽车碾压,死在公路上。如果我能把阿布鲁的故事讲好,那我就有了一个平台,可以借此发起一项公共行动,给他们一个有人关怀的容身之地。

最后,我还想借此书来评点一下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之一:恐惧。当恐惧——在我这本书里是对死亡的恐惧——悄悄爬上一个人的心头,结果会如何?它会怎么影响这个人和他周围的人?说到非洲人的迷信,我想通过《钓鱼的男孩》(以及我正在创作的一篇随笔)向读者展示,某些荒诞的想法是如何成为人们心中不可避免的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