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中国生活（第5/7页）

这里跟大多数国家不同，那儿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来自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而成为何伟的那个人与我的那个美国自我也没有真实的联系。这就带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在二十八岁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在这个身份上，你可以修修补补，从改变你的名字开始。亚当在头一年的末期就那么做了，因为他原来的中文名字，马尔康，听起来太外国了（它的读音也跟四川一个猪饲料牌子很接近）。想要找一个不那么农业味，又更加中国味儿的名字，亚当向他的学生征询新名字，写出解释来，在几轮后，得出了梅致远。那个给予的名字，致远，意思为“为高尚的目标所驱动”，也和马致远同名，那是七个世纪前的元代诗人，写过一首著名的思乡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典故，而其后有作家在他们的文章里用到那两个字。突然间，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一个高贵的典故中——外国人在中国重新定义自己，就这么容易。

我从没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但我察觉到，我的中国身份与我的美国自我区别那么显著，给我带来了方便。最终，我把自己想作了两个人，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何伟直到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才变成一个真的人，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觉他成为我大部分的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的外国人，所有的人都只把我当作何伟，而且他们只从中文的语境里认识我。何伟与我的美国自我截然不同：他更为友善，他渴望与每个人交谈，他从交谈中获得极大乐趣，即便是最神经的交谈。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让他显得好玩；用当地方言说几个词儿，他就能给涪陵人民带来无穷乐趣。何伟也很蠢，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他说话带着口音；他的语法很糟糕；他对自己犯下的小错误笑个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们觉得放松，他们发觉跟何伟聊天很容易，即便他们发觉经常要说两次，或者往他的本子上写下新词儿。何伟总在兜里揣着他的笔记本，用来学习新词儿，也为了记下交流中的句子。当何伟回家后，他把笔记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让后者把一切打入电脑中。

我的寓所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来学习中文，另一张用来写作；一张是何伟的，而另一张属于彼得哈斯勒。有时这种关系叫我泄气——在何伟的愚蠢背后，另有一个人紧密观察一切，做下记录，似乎显得不对。但我想不到一个方案来解决这种分裂；我有我的中国生活，我的美国生活，即便他们占据了相似的领地，他们又截然不同。我的公寓很大，两张桌子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从不碰面。那笔记本乃是他们共享的唯一物件。

在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生病了，我一个人前往，想用我的弥撒书的指引来跟随仪式的进行。我总是喜欢参加教堂弥撒，因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中国体验，而它也让我想到童年，我最早的阅读经历就是在做弥撒期间。

仪式过后，人们绕着庭院走，我能看出，这次有点特殊。李神父与我坐在屋子里，他在那儿叫了咖啡与曲奇饼，一个年长的女人用托盘端上。这咖啡比平常的更难喝。我谢过了老妇，尽量喝下去，用吃曲奇来缓和味觉。李神父与我相互问候了对方的健康状况，然后他提到了今天的仪式乃是一个葬礼。

“哦，我很遗憾，”我说。“是谁？”

他说了一个妇人的名字，我并不认识。“她多大年纪了？”我问。

“八十岁。”

“她活得挺长。”

“是，”神甫说。“而且她对我们教堂很好。她每个礼拜日都来。”

“她做什么工作？”

“她退休了。但在那之前她在海陵工厂。”

有一个小数目的教徒每周都来参加弥撒，而我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能否记起那个妇人来。李神父耐心回答了，最后他指向我身后，道“她就在那里。”

我转身，看见那个妇人躺在我身后十英尺外，屋子深处的一张桌子上。那地方光线暗淡，进屋时我没留意到她。一张白色布单拉到了她的下巴处。她是一个小小的妇人，灰色头发，嘴皱闭着。我记得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吃着一块曲奇，现在我把它放下了。

“哦，”我说。“她就在那儿。”

“是，”李神父说。“那就是她。”

“唔，”我说。“我想我要出去了。”

庭院里阳光灿烂，教徒们在长纸条上写着挽言。有许多大大的花圈，用白纸与竹条做成的，靠在教堂的墙上。在阳光中，我从刚才的惊吓中迅速恢复过来，我看着人们做着哀悼的事务。所有的老妇人刚才都在耐心等待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了屋，向遗体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