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夏天（第12/14页）

我发现自己被奇怪地卡在了这紧张关系中间。维族人不喜欢说汉族的语言，在一些旅游区，他们说的日语或英语还好过汉语。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有一种不信任感；如果说英语他们态度会好些。这对我来说很难做——整个夏天我都在享受用中文交流的好处，但现在，我对汉语的使用将我定义为了一个外来者，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来者。

除了语言外，这里还有一些新的文化规则，让我与维族人的互动交流变得复杂。他们与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很不同——维族人很容易流露情感，容易发怒，而我发现砍价的过程不太愉快，因为有时候，那例行的流程里包含一些愤怒与厌恶的表演秀。我怀念起中国人来；我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而且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如何反应。那些内容僵硬的对话——关于我的收入，中美关系，大山的对话，此时却有慰藉之感。在新疆，我发觉中国餐馆和商店对我产生了万有引力，我尤其喜欢与四川人聊天，他们移民到新疆的数量很大。在一整个夏天的旅途后，再次听到他们的四川腔感觉不错——比维族人的土耳其腔调要舒畅得多。我发现我也捡起了一些中国人式的狭隘：我也为自己身上的中国味而自得，即便是在新疆。

但倘若我不开口的话，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意大利的血统，模样看上去和维族人没有太大区别，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却不会引人注意。偶尔我会被误认为是本地人——中国人有时问我是不是维族人，而维族人问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总是对自己的样貌极其敏感，因为每天我都遇到因为与本地人样貌不同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但现在，在这个沙漠小镇中，我见到的人们，有着与我一样的鼻子，头发，和眼睛。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种族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将人们区别开，也因为我对那些和自己模样相似的人产生了一种感情的连系。有整整一年里，我感觉不到这种连系，但现在，在新疆，虽然那连系很是微弱，也胜于无。

我的假期将告结束，但我毫不急着离开。我享受旅行中那种慵懒的自由，而且我喜欢我在新疆这里的不确定位置，在这里，我没有工作，甚至种族也成了问题。这是个相当暧昧的地方——甚至时间也不确定。整个中国只有一个时区，这就意味着新疆的太阳直到八九点才升起，在晚上十点钟后才落下。大多数人会采用一个较为实际的时间表，建立于一个当地的时区上，大约比北京迟两个小时，但所有的政府部门，以及国有的运输部门跟随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是一个完美的象征，显示出了政府与被其管治的人民之间的分裂，双方都活在同一个地区，然而他们的日程却有两个小时的差别。

我最喜欢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风貌够猛。有几天的时间，我在天山海拔超过一万英尺处宿营，而一天之后，我就到了吐鲁番，在那儿，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线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于小城的北面。吐鲁番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温度。我在那儿的每一天，温度都达到了42度，107华氏度，是报导中说的。在中午时候，商店关了门，每个人都可以在屋里休息，直到最炎热的时候过去。

哈密也是一样的热，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里找石油。 和另外一个来自斯坦福的地质专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雇来，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学校，医院，商店，公寓楼；所有一切都被整齐得排列着，在规划良好的马路上，直到四年前，这里还是沙漠的荒地。这里有五万个工人，全都是从甘肃迁徙过来的汉族人。但我去到那里的市场时，人们误认为我是维族人，因为他们几乎没见过当地人。中国人很少离开厂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沙漠中的石油绿洲里了。

然而这城市乃是海市蜃楼。在哈密没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与她的同事这么说，他们了解当地的地质状况。所有一切都成了谜——为什么他们要在沙漠这里建立一座城市？为什么把那么多人迁移到这片荒地上来？他们在寻找什么？在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像长城一样，金钱与劳动埋没在了沙中？他们对边境地区的想法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鼓动他们建立了城墙，堡垒，城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国家最偏远处建起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但这些谜我没有时间去解开。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馆里，和亚当韦斯一起，他是另一个和平队员，跟我在吐鲁番相遇的。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韦斯与我离开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车返回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