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3/4页）

翻译《神曲》的黄国彬教授，满头鹤发，却有童真的赤子之心，一日晴天，走入位于半山的教室便指向窗外：“今天天这么蓝，海这么蓝，真是太美太好！”欢喜之情溢于言表，遂拿出一首写晴天的意大利诗，让我们跟着他用意大利语念；我们都不懂意大利语，却在他极富感染力的朗诵之下，也跟着念——这是我头一回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诗的音韵之美。如此再念诗歌的英文和中文译本，因为欢喜，就冲淡了平日学诗的艰涩之感。说起诗歌，不得不提当时在中文系的北岛，他开设的是“诗歌创作课”，顺带也讲翻译，教材用的是他自己写的《时间的玫瑰》，里面讲述了12位国际诗人的故事，穿插诗歌的译文（其中篇幅最长的一节介绍的就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omas Transtromer）。北岛是沉静到几乎木讷的人，难怪芒克给他起名“北岛”（意为北方一座沉默的孤岛）。但许多次在课堂上，听他用低沉的声音缓缓朗读那些旷世的诗歌，那些用很短的文字打磨而成的苦难和漂泊，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还有高行健的英译者方梓勳教授，总是把艰深的文学翻译理论说得通俗易懂，说起译事时爽朗一笑：“我最大的幸运，是我所翻译的作品作者仍在生，我可以时时打电话去问高行健，这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原来在哈佛大学教古文的童元方教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讲评我们每个人的英译中习作，不用看译稿便能娓娓道来。但在我们译作上的改动和点评，却从不用红笔，只是用铅笔在空白处留下娟秀字迹，她说她给出的只是一种非绝对的建议，每个译者都该有自己的想法，以后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日子，我获得了36届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组的亚军及37届小说组的优异奖（也参加了翻译组，然而两届都名落孙山，可见我在翻译世界里仍是门外汉的级别）。评委们给我作品的点评意见，优点都提到了文字之美，其实这完全得归功于翻译系的文字训练。上文所提到的老师，虽已在翻译界有一定名声，但自己下笔做翻译的时候，仍是十二分的严谨细心，为一个词日夜琢磨、推敲几天是常有的事。而若说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皮毛，那就是一种对文字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一种面对文字的谦卑之心。

最后贴一段胡国贤先生译的Tomas Transtromer（今年诺奖获得者）的诗歌《轨道》的结尾：

英译本原文：

The train is entirely motionless.

2 o'clock, strong moonlight, few stars.

胡的中文译本：

火车全然不动。

二时：月极明，星稀。

我终其一生将要追求的，便是这样的文字了。与各位译者共勉。

P．S．题外：关于社会与政治

关于此题外一节，我一直犹豫不定。我希望把焦点集中在翻译和文学上，但从读者来信及文后留言看，政治似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斟酌再三，还是在这里一并说出我的想法罢了。

坦白说，我并不觉得通过参与论坛或文后留言讨论的方式（尤其在目前中国的这种氛围之内），可以说服别人，改变别人的思想。95%的情况，都是各说各话，甚而从说理升级为人身攻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自身经验密切相关，我自认没有苏格拉底的本事，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思想改变过来（况且苏格拉底在他的时代不还是最终被杀掉了么）。

例如有读者在某篇译作后留言，支持我国官媒对新疆事件的报道，其间提到说“CNN、BBC等国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如出一辙”(大意如此)，我看了只能一笑置之。国外的这些媒体，其运作方式、政治导向等等何止是千差万别，要讨论起来新闻系和翻译系简直都可以开一门课，专门讨论同一事件的不同媒体报道（记得以前口译课上就有学过）；而我国官媒本身的运作机制和西方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套完全由真理部控制的体制如何极有效率而极无自由，我以前工作时就有切身体验。只是恕我无能也无此精力，详细辩论一番。

如若真要我对此说些什么，我想我大概会建议这位读者看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里头的四部书，里面用了详实的事例，仔细剖析了美国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社会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也就是为追求新闻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还有那些把爱国放在嘴边的热血青年，我也恳请他们搞清楚“country, state, nation”三者之间的区别，知道自己到底爱的是什么，并把学者刘瑜写的《民主的细节》这种深入浅出剖析民主的书翻一翻。在法律的领域，我远没有林达研究得全面；在政治的领域，我也远没有刘瑜老师看得透彻；因此与其自说自话浪费时间伤害感情，不如让我们求同存异多看些书吧（我就喜欢某个认为何伟的写作很糟糕的读者，他摆出了观点以后就介绍书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