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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很同情她。”巫宁坤说。“我觉得赵老先生对她不是很好。据露西说，她爸爸本来想把他们家的房子留给她，但那时候她和陈梦家在一起，于是她就把房子给了她的弟弟。后来陈梦家自杀了，她的家没有了，于是她只好搬回去和她弟弟及弟媳一起住。她弟弟和弟媳占了四合院里最好的房间，只给她一小块地方。他们对她不是很好，三个人甚至都不同桌吃饭的。一个刚刚经历了文革、又失去了丈夫的姐姐——他们应该多关心她的！她只有两个小小的房间而已。”

他继续说道：“露西和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赵老先生和他妻子喜欢打麻将。他还喜欢和万里及其他大人物打网球。他并不特别在乎教英语的事。他们忙着打麻将的时候，露西正在翻译惠特曼的作品！”

我们又喝了一口白兰地。他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两种文明的装饰品，书架上的书在两种语言之间变换：Joseph Brodsky（约瑟夫﹒布罗茨基），张紫葛，Vladimir Nabokov（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徐志摩，John Keats（约翰﹒济慈）。一面墙上挂着李怡恺和天主教教皇的照片，旁边是一幅合照，里面有这对夫妇和三个子女、以及子女各自的家庭。巫宁坤和李怡恺的其中两个孩子和美国人结的婚。（“他们是混血儿。”巫宁坤指着孙子孙女的照片说。）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诗人王曾祺写的毛笔字：

往事回思如细雨

旧书重读似春潮

我问巫宁坤，他什么时候听到陈梦家去世的消息的。

“在文革结束之前。”他说。“我在安徽的时候从小道消息里听说的。自杀的不只他一个。我不会这么做。他们要杀我很容易，共产党人手里掌握了所有的生杀大权。他们想什么时候杀我就什么时候杀，但我自己是不会自杀的。我妈妈是自杀死的，我不会再那么做。”

他说在那些政治斗争终于结束以后，他直到1980年才见到了露西。

“我们没有提到梦家的名字。”巫宁坤轻轻地说。“对我来说，如果要我说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那是很难出口的。我知道那些话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很高兴露西没有提到那些事。她也没有哭。她意志很坚强。”

文化大革命以后，赵露西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她的病情好了很多，可以教书和写作了，1990年代，她翻译了沃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首个完整的中文版。1990年，她回到了母校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她的翻译。第二年，学校给予她杰出成就奖。她在1998年去世，就在我搬到北京的前一年。

我对这个女人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的。有些材料很残忍——在梦熊的回忆里，她坐在四合院中，让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巫宁坤说她拒绝谈论过去，但有那么一些时候，表面的坚强也会崩塌。埃莉诺﹒佩尔斯坦是芝加哥美术馆的馆长，在露西1990年来访美国时，他曾经陪同露西参观美术馆。佩尔斯坦说，露西那时候是个迷人而开朗的老太太，但当他们参观到露西丈夫1940年代研究的商朝青铜器时，露西就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她一看见那些文物，就变得十分激动，以至说不出话来。她说她那本梦家写的书——《美帝国主义掠夺的我国殷商铜器》，已经在“文革”中被夺走了。

在我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陈梦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为时已晚。他的故事随着一场场过去的政治运动消失，而他属于失落的一代：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苦苦挣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它的发展由新生的中产阶级推动；实用主义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义。如今要紧的是新兴的城镇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记者，年轻也很有帮助。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须跟得上每个人急匆匆的脚步。我是轻装上路：没有家庭，没有永久的居所，没有办公室。我的办事处就装在袋子里——一个图章和一些简单的执照。

但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