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唐人街（第3/8页）

那个维吾尔族人轻轻地说，在寒冷中裂开嘴笑了。他是个高大而英俊的男人，有一头短短的黑发。我问他年龄是多少。

“23年老。”（Twenty-three old years.）

他的语法错误是无心犯的，但我喜欢这个句子的微妙转折：一个年轻移民的老年头。我问他

土耳其公民需要服多久的兵役。

“两年老。”他说。

“服兵役有危险吗？”

“以前比现在更危险，因为北部有恐怖分子。但现在情况没那么糟了。我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服兵役太无聊了。”

波拉特给大家派发了他的万宝路烟，这些维吾尔族人背着风，把烟点着了。餐厅里面一派忙碌的模样，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刚刚下班的年轻白领。情侣们匆匆走过寒冷的街头，从我们这一群吸烟的维吾尔族人身边经过。旁边是另一家的亚洲餐馆“泰国之星”，再过去是“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每个地方门口都挂着美国国旗：自从恐怖袭击以来，似乎每个做生意的人都需要有至少一面这样的旗子。

波拉特打电话叫了一个维吾尔族朋友，他就在附近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那人来了，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的名字叫阿林·赛托夫，他告诉我，他是唯一一个拥有美国新闻学位的维吾尔族人。他曾在查塔努加市的田纳西大学学习广播新闻学（在那以前，他在田纳西读过基督复临学院）。他今年32岁，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一副严肃的模样。他痛心地说起了国际社会对新疆情况的无知。

“在中国，我们比其他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更多的麻烦。”他说。“比西藏人的麻烦多多了。但西藏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有达赖喇嘛。我的爸爸是政治犯，在监狱里呆了十年。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已经11岁了。我爸爸认识一些被处决的人。”

一个白种女人从亚洲餐厅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外卖的盒子。她刚好听到阿林说的最后几个字，突然回了一下头。她琢磨了一下这群缩成一团的维吾尔族人，然后继续往街那头走，脚步更快了。阿林似乎没有留意。“几乎每个维吾尔族的家庭里，都有人曾经在监狱里呆过一段时间。”他说。“他们竟然仍旧保持沉默，这让我很惊讶。”

另一个维吾尔族人送完一次外卖回来了。他20多岁，长着一个高鼻子，头上戴一顶嘻哈潮牌棒球帽。波拉特离开去给他的本田车加油时，“嘻哈潮牌”会意地笑笑说：“停车。”这是我听到他说的唯一一个英文词汇。波拉特告诉我，这个人5个月前从加拿大偷渡来美，他的家乡是新疆一个边远的地方，他甚至连中文也不会说。

过了一会儿，大家决定是时候吃晚饭了。他们可以在亚洲餐厅免费用餐，但大家都宁愿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年吃一回日本菜就足够了。”波拉特说。）我们去了旁边的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里面的伙计都是摩洛哥人。由于伊斯兰教移民之间的渊源，他们热情地招呼这些维吾尔族人，还给我们买比萨饼打折扣。比萨饼里没有猪肉，和芝加哥一样。我问阿林他对阿富汗战争怎么看。

“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比美国人更讨厌塔利班。如果他们不把塔利班干掉，大家也许会把那些人和维吾尔族人联系起来。这就是中国人希望发生的事。他们搭上了这场针对恐怖主义战争的顺风车。中国人回应总是很慢；起初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他们就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中国其中一个策略就是给旧的问题起了个新名字。9.11恐怖袭击以后，中国的官员和国家掌控的媒体开始提到在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受训的“东突恐怖分子”。过去，他们通常把维吾尔族的异见分子叫做“新疆分离主义者”。这个新名词听起来更加像外来词，这样的称呼似乎打算要让美国人对中国人更为同情：他们一边被外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威胁，一边要被迫要应付国内的一支不满现状的少数民族。2001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向联合国报告恐怖主义的情况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东突恐怖分子”问题。

中国要求把维吾尔族的群体列为打击恐怖分子战争中的敌对名单。但美国国内有反对之声。一些维吾尔族人的忠实同盟者是保守党人。2001年10月，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在《华盛顿时报》的专栏版发表了一篇评论：

如果美国最后从北京方面得到反恐方面的支持，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将以默许中国镇压维吾尔族人作为代价（再加上中方镇压西藏和孤立台湾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