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F 一本书（第3/5页）

老杨把年鉴翻到有照片的一页，其中一张照片是中年的陈梦家。照片下的题字注明陈出生于1911年——清朝的最后一年。在照片里，陈梦家笑出了酒窝，眼睛明亮，一头浓密深黑的发。他穿着传统的高领衬衫。在这一页所有人的照片中，陈梦家笑得最灿烂。

“他长得很帅。”我说。

老杨轻声笑了起来，不过这次他没有露出那排闪烁的银光。

在安阳，我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陈梦家的事情，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年纪都太轻，不清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回到北京，我把这次作的笔记归档，然后就做其他事情去了。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例行公事，收集了讲到一半的故事，然后任由它们逐渐被遗忘。然而这些故事总是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个印记，就像是一件埋葬之物的灵魂。

2001年1月，我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它描述了我在四川教书的那一段时光。那一年，“美国之音”广播了一篇中文书评。随后，写书评的人给我寄了封介绍信，信里附了他的书评的复印稿。那个闹着玩似的副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

读洋鬼子何伟的新书

书评人是一个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名叫巫宁坤。他来信的邮戳盖的是佛吉尼亚州的赖斯顿。他的信是用英文写的：

附在信里的文章是……根据一个广播谈话节目“今日美国”所写的，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普通话节目。如果你从前的学生恰巧听到了这个节目，他们会十分惊喜……

巫宁坤在信里提到，他于19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在共产党人的革命以后，他回到了他的故乡中国，在那里教英文。1990年代初，他再次横渡太平洋，这次是永远的了。从那以后，他就和妻子住在华盛顿市附近。我给他回了信，问他在芝加哥读书时，是否认识陈梦家。

回信很快来了：原来，在共产党革命以后，陈梦家的妻子还帮忙说服巫宁昆，劝他回到中国去。巫宁昆建议我读一下他用英文写的传记《一滴泪》(A Single Tear)。书中其中一个部分描述了巫宁昆在1950年代早期回到北京的事情，那时候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运动还未开场：

当时，我还在等待住房分配，所以我暂时在露西和她的先生家里客居。露西的先生是陈梦家，是附近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陈先生很瘦，皮肤黝黑，走路时老驼着背，像不堪重负；他40多岁，但驼背使他看起来显得更苍老。露西的父亲T·C·赵博士，是圣公会主教和神学院的院长……在优雅的明朝家具、上等的小艺术品和史坦威钢琴之间，她步态轻盈地来回走动；在我眼中，她完全就是从亨利·詹姆斯小说中走出来的女主角（亨利·詹姆斯正是她博士论文的论题），然而却被硬塞入一个完全不合时宜的环境里，就像她身上套的那件毛式服装一样。我很好奇，在她沉着的姿态之下可能隐藏了怎样的“道德意识”。而陈教授和他天生沉默寡言的妻子不同，他脾气很坏，常直言不讳。当上级宣布，教职工和学生都要参加每天的集体运动时，他踱来踱去，一遍遍地原地转圈，同时大声埋怨：“这就是《1984》变成现实了！这么快！”

当我看到露西这个名字，我忽然意识到，这部分的故事很眼熟：赵露西是赵老先生的姐姐。

她就是那个在四合院东边的屋子里翻译《草叶集》的女人；她就是陈梦家的遗孀。我和老杨谈话时，没有注意到人物之间的联系；老杨没有怎么提到这个女人，也从来没有提到她的英文名。

和那个研究甲骨文的考古学家一样，赵露西已经去世了。她死于1998年。但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北京，我去了一趟他们的新家。

赵老先生唯一的变化是晒黑了。他耷拉的眼睛还是一样：冷静、深邃、看不出年龄；他的一举一动还是像军人一样。他仍然打网球。“我比那些不能跑的人跑得要快。”当我问起他最近的比赛，他冷冰冰地回答我。他的皮肤是在泰国晒黑的。当局为拆毁四合院，赔偿了这对夫妇近3百万元，相当于35万美金，在中国，这算是很大一笔钱了。在中国，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么大一笔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赵老先生和妻子黄哲刚从曼谷度假回来。

他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情绪。他说，接受当局的赔偿，表示他承认了这场斗争的失败，现在再谈论那个四合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不想谈论文革。起初，我请求和他见面，谈谈她姐姐和她姐夫的事，老人拒绝了。我想了些办法刺激他以后，他最终同意了会面，不过他再三重申他没什么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