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第2/5页）

同时，好些建筑工地都挖掘出了文物，这些文物并不太符合对古代中国的传统认知。1980年代，湖南、江西这些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家提出主张，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发掘的青铜器与商朝的青铜器大为迥异，所以应该考虑这些青铜器源自另一个独立的文明。起初，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反对这些理论，但三星堆出土的证据成了一个转折点。只要看一眼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说，这儿的文化发源于安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艺术上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湖南和江西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也是如此。考古如今为“分裂”中国出了一臂之力。

最后，大量的理论只能依据情形而定：人们在偶然之中发现的是什么，又恰巧用了何种角度去辨识这些出土的文物。个人与一件文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其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所决定。视角至关重要：如果你相信你站在中心，那么扩散论就是自然产生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从外及内地接触一个文化，你看待这个文化的视角会截然不同。

视角1

距离：7,536英里。

地点：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马考米克厅406房

解说者：罗伯特·贝格利

贝格利教授是研究古中国青铜器的学者，他以才气横溢和讲究精确闻名，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提出假设，他常常发出批评之声。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说话谨慎小心。我为写一篇《国家地理杂志》的稿件而采访他时，他强调说，中国国内的传统心态，使人们向来都对新发现回应缓慢。

他说：“正统的史学，总是关注于历史的单一直线发展：早期的统治家族把正统的规则一代代传给后世的继任者。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不会谈及这条皇家血统线索以外的任何事情。而甲骨文的记录，当然是从安阳的商朝国王观点出发看待任何事物的；这就像是《纽约客》上的那副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全世界就几乎只是一个曼哈顿。”

他继续说道：“在这儿，研究工作的其中一个难点，是由于书面的历史记录告诉了你什么属于重要的历史，因而考古的资金一直集中在安阳和其他北方的遗址上。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真正轰动的发现却都是偶然的，例如三星堆那样的地方。三星堆正在告诉我们：它所出土的东西，和我们曾看过的所有其他的古物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学者们提出假设说，三星堆的文化，可能与中亚或印度或缅甸有某种关联。然而，这些联系都不见得是很紧密的：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与这些文明已知的文物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可能只是一个先进文明的作品；这个文明在四川兴起，随后走向衰亡。

“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贝格利教授解释道：“在黄河流域以外的任何考古发现，无论多么奇特和惊人，都不如黄河流域的发现重要。因为有2500年的中国传统说，黄河流域中部是我们所有人起源的地方。如今，我作为一名对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定义没有什么心理上先入为主的信念；于是就可以观察观察，然后说，嗯，公元前1300年左右发生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在随后的岁月中，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核心；而有些事情出于不甚明确的原因，随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在四川，你不会看到人们持续不断地铸造出巨大的青铜雕像。不过，如果你只是观察公元前1300年——此时请你忘掉”中国“这个词，公元前1300年的地图上还没有出现黄土地。如果你只是看着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在这儿，好些地方出现了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些社会彼此之间有交流和联系，但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三星堆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记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文明是没有文字的。古人用于书写的材料，可能比较容易腐烂。在安阳，书写记录得以留存下来，原因是文字刻写在了能保存上千年的甲骨和青铜器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朝人也在竹子和木头上写字，但那些书写材料在地下埋藏了好些世纪以后，全都腐烂了，没有留存下来。对于这些书写材料的存在，唯一的证据也是间接的：学者认为，某个甲骨文字体是“册”字的雏形，“册”这个现代字体的含义是“书写的板子”。而在商朝，这个字的写法，看起来就像是用皮带把一些竹条或木条捆在了一起。这个字代表的物件本身早就不复存在了，但这个字还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