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四合院（第2/7页）

2000年8月9日

这男人很老了，不过他可不属于“人老体弱”那一类。他比绝大多数的年轻中国人要高，半个世纪前他曾经参过军，如今他的腰杆仍然挺得像军人那么笔直。他今年82岁了，仍然坚持每周至少打两次网球。他的眼看起来像龟眼一样：深黑色的眼睛耷拉在眼皮底下。然而，每当他说起这片注定即将不复存在的街区，他的眼睛就一下子亮了起来。

“胡同和四合院这种东西，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他说：“这个房子比美国还要老呢！”

他常常用英文说话。他的名字叫赵锦星（音译），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赵老”。他属于“北京精英”的一代，而那一代人消失的速度与胡同一样快。那就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的满族人，他们那一代成长在汉族人和外国人的夹缝之间。赵老的父亲是津礼会的神学家，拥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四个子女从小就学习中英文两种语言。赵老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都曾经在美国呆过。二战期间，他在檀香山为美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教美国士兵们汉语，为他们入驻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做准备。

而那场入驻并没有发生；“二战”一结束，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战。到1940年代后期，局势已经明朗，毛的军队将掌控整个国家，此时受过国外教育的年轻中国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赵老的两个兄弟留在了美国，而他和姐姐一起回到了中国。他们最后都成了北京某所大学的英语老师。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回国。”赵老解释道：“父亲说，中国是我们的家。”

我和伊恩一起采访赵老先生。伊恩也听说过那两桩针对政府的诉讼。赵老先生在他的客厅接待我们，他家的客厅窗户朝南，对着砖墙围起来的后院，院子在8月的阳光下烘烤得灼亮。他和妻子黄哲（音译）一起住。他们俩1953年结的婚，在这个北京城的小角落里已经共同生活了47年。

他们的家占地面积不足四分之一英亩。家里有前后两个院子，院子四周是一间间一层的住房，房顶搭的是一排排整齐交错的砖瓦。木头做的大红柱子耸立在主房门口的两侧。房子的一些细节经过了现代化的加工：以前用来糊窗户的纸现在被玻璃所取代了，赵老还在房子里安装了下水道。不过，家里的整体布局仍然遵循传统的简洁路线。整个西合院的中轴线是南北朝向，四间房围建在中心院落的四周。院子这一户外空间随着季节的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冬天的时候，住户要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去，就总是脚步匆匆地踏过院子；而到了天气温暖的季节，他们每天都在院子里度过一段时光，享受这四合院落里的一方天空。

四合院连接着周围的四间房子，同时也隔开了它们。在传统的北京住家，一间四合院里住着一个大家庭，随着大家庭的人口逐渐增加，院子就划分了各人的居住范围。赵老先生告诉我们，过去他的父亲住西面的房子，他的姐姐则住东面那一间。他的姐姐已经去世了，英文名叫做赵露西（Lucy Chao）。赵露西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作家亨利·詹姆斯。她在这座院子的东侧一隅，花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的第一个中文全本。那本书在1991年出版，7年后，赵露西去世。

据赵老先生说，虽然他家房子的确切房龄并不知道，不过肯定有超过三个世纪的历史了。不过，当局从未把这个建筑划定为历史文物，到了1998年，当局通知赵老先生，他家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赵老先生对当地文物局提起了诉讼，他控告文物局没有把这个四合院列到受保护文物古迹的名单中。对于赵老先生来说，有件事情格外让他愤怒：当局要把四合院拆掉，是因为要在这里建一座最缺乏特色的现代建筑——中国建设银行的一间分行。

“有一年多时间，什么事都没有。”他说。“在1999年10月1日以前，当局对拆房子的事情非常谨慎小心，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临近，他们不想惹什么麻烦。但是过了那个日子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他们对付这儿的一些居民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家的水电切断，逼他们离开。”

2000年8月，赵老先生的诉讼案在法院开庭。赵老先生的律师控告文物局草草应付研究调查工作。文物局的官员两次到赵老先生的家里去，每次都只是走马观花，在四合院里走一圈，不到几分钟时间，就宣布这个四合院不属于文物古迹。做中立调查的专家出庭作证，证明这个四合院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有可能还是明朝的遗迹（明朝在1644年结束）。18世纪的一份地图上甚至还表明了这个四合院的位置。不过这些证据都没有用。法庭宣判，文物遗迹的界定只能严格按照文物局的界定。如果文物局认为可以拆了它，那么其他东西都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