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第3/5页）
问题是，那个事先被断定是“迷信”的（在中国启蒙），真的就是“迷信”吗？“乞求问题”是一种循环论证。这位教授的乞求问题逻辑是这样的，（1）前提（假设）： 受西方启蒙影响是迷信西方（已经把“受影响”与“迷信”悄悄地等同起来）；（2）理由： 不应该迷信；（3）结论： 所以，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我有一位朋友来电话，我和他谈起这篇讲话，他说也看到了，但没兴趣多谈，只是用英文撂了一句“胡说八道”（That’s bullshit）。这是一个不太文雅的说法，但却似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乞求问题”的谬误所在。Bullshit在英语中是个咒骂语，包含着“别拿它当回事”的那种讨厌、不屑、不耐烦情绪。Bull这个字的词源是古法语boul，意思是假话、骗人。但是，听到bullshit这个词的人，联系到的首先是“牛粪”，虽然称不上是詈词秽语，但毕竟是个不雅的说法。因此有的人会说bull或B.S.，同样的意思，但委婉一些。这个词大致相当于中文的“屁话”或更不雅的“狗屁”，文雅一点的说法是“扯淡”或“胡扯”。
英语口语中缺少不了bullshit这个词，因为实在难以找到可以代替它的其他说法。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哲学家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他的《论屁话》（On Bullshit）中称屁话是一种不同于谎话的不实之词。屁话与其说是隐瞒真相、说谎骗人、黑白颠倒，还不如说是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夸大其词。说谎话的人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说谎话因此是故意隐瞒真情，以此欺骗别人。而说屁话的人则不知道，也不在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只想出语惊人、表现自己、显摆学问，所以要么夸大其词，奇谈怪论，要么没话找话说，为了出风头，胡说一通。
法兰克福认为，“就影响效力而言，屁话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的更大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说谎还要顾虑到“真”，而屁话则根本就对“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态度。谎言是真实的对立面，谎言虽然掩盖和歪曲真实，但毕竟还知道有真实的存在，还把真实当一回事，否则也就不会花气力去掩盖和歪曲真实了。屁话则根本无视真实，根本不在乎什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因此，屁话对真实的态度极为轻佻，如同儿戏。谎话使人们看不到真实，屁话则使人不想看到真实，根本就对真实不感兴趣。
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无稽之谈” （nonsense）的分析帮助法兰克福区分说谎和屁话。维特根斯坦有一位叫法尼雅的朋友动了切除扁桃腺的手术，非常痛苦，对他抱怨说，觉得像是条被车子压了的狗一样。维特根斯坦说，你不是狗，怎么知道狗的感觉。法尼雅并没有说谎（因为她的痛苦是真的），但是，她的话并不真实（因为她不可能知道狗的感觉）。法尼雅所作的是一个虽没有说谎，但却并无真实意义的“无稽之谈”（nonsense）。Nonsense的中文翻译也是“扯淡”或“胡扯”，但这个扯淡或胡扯与屁话又有所不同。
扯淡只属于语言的范畴（不具有真实意义），而屁话则不仅属于语言范畴，而且也属于行为范畴（出风头说大话、故作惊人之语）。由于人们常把屁话看成是一种无聊、可笑的行为，他们对屁话也就表现出比对谎言远为宽大的容忍。我那位朋友就觉得“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不必与它顶真计较。人们对说谎会感到愤怒，要辩论出个是非分明。但是，对屁话顶多只是生气和不耐烦，不屑与它辩论，以为只要以蔑视的态度与它保持距离就可以了。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正如法兰克福所分析的那样，屁话的危害可能比谎言更大。
法兰克福对屁话所作的是一般的分析。其实，在中国的语境中，屁话的目的并不只是故作惊人之语。屁话还可能是一种讨好和谄媚的行为，反对“西方的启蒙主义”，无论多么无稽，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但你不能只是觉得滑稽可笑，以一句“屁话”打发了事。你还需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屁话，为什么这不仅是屁话，而且还是比谎言更有害的屁话。
“刀笔者”和“发言人”
南北朝时期西魏的苏绰，字令绰，官至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为宇文泰所信任，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大臣。他所写定、奏行的《六条诏书》，为当时强国富民的政治纲领。其中有《擢贤良条》，对于说理人才（他称之为“刀笔者”）问题，有卓越、简洁、真切的论述：“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栋椽之用也。”显然，他认为：如若有德无才，就像土牛木马，不可以涉道致远；如若有才无德，亦只能当个刀笔之吏，而不能充当国家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