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说理的情绪与措辞（第3/5页）

公共语言中的套话、官话、空话和陈词滥调是一种“群众语言”（mass language），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称之为“罐头思维”。商业的和政治的宣传就是利用这样的语言来操纵和控制群众的。在复杂而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斯泰宾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可是，我们不应当让怠惰的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依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口号）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政治妖魔化的“戈德温法则”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坏的字眼将对手妖魔化，有的会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运用非人化、低等动物或妖魔鬼怪的比喻，但有的则与一个特定环境中被公认为特别邪恶、丑陋、肮脏、危险的事物或观念有关。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被视为光荣、美好的事物，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则可能成为妖魔化的说法，这在政治妖魔化中尤其常见。2012年4月10日，美国共和党议员韦斯特（Allen West）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市政会议上说，美国国会中有78到81人是共产党成员，引起哗然。2011年他就曾在电视上攻击奥巴马是一个“低层次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惯用“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言辞”，表现出“第三世界独裁者的傲慢”。韦斯特所使用的就是政治妖魔化的手段。

在美国，对自由派人士最极端的指责便是称他为“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者”。韦斯特的指责本不是公共辩论，因为他并没有提出那几十个国会议员是“共产党”或奥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因此，美国记者诺曼（Bob Norman）批评韦斯特，说他是在用吓唬小孩的“怪物玩具”（bogeyman），玩恐吓公众的把戏。诺曼说，尽管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来把韦斯特称为一个“法西斯”，但如此一来，就会也犯下类似的政治妖魔化错误，这会与韦斯特使用“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怪物玩具没有什么两样。

诺曼在使用“法西斯”一词时表现得特别小心，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在美国，对互联网和公开政治对立有所了解的公众，许多都知道“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这个法则是由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的，先是用于网上的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指的是，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

在美国的政治对立中，“戈德温法则”似乎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延展，并不一定趋向“纳粹类比”（或法西斯），而是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延展，最终趋向“共产党类比”（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趋向看似相反，其实都是极端性质的类比。

戈德温所说的“纳粹类比”是一个在公共话语或文化意义中起作用的语义“基因”（meme），“一个基因也就是一种想法，它在人的头脑中所起的作用，与基因或病毒在人体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一个有传染性的想法（可称其为‘病毒基因’）可能在头脑与头脑之间传染，就像病毒在身体之间传染一样”。而且，“一旦某个语义基因传染开来，它还可能成为形成一整套想法的核心”。

戈德温把“纳粹类比”基因当作一个与公共话语健康有关的问题提出来，其关键不在于辩论时是否可以提到纳粹、法西斯或希特勒。在涉及人类屠杀、暴力残害、集体洗脑的统治问题时必须使用这类字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随便把这类字词作为政治标签，用来抹黑对方，简单粗暴地给对方定性，那就不仅会把纳粹罪行琐屑化，而且还会使辩论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因此，这样的语义基因是有害的，戈德温对此提出的问题是，“当有害、不实的基因弥散时，我们该不该努力用反基因将之驱逐呢？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保护我们的信息环境和社会环境呢？”

胡泳在《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一文中指出，中国式辩论中有一种类似于“纳粹法则”的“文革法则”，例如，方舟子和韩寒之战（包括他们的“粉丝”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双方都以“文革余孽”的标签相互指责。运用这一标签的还包括知名的学者和教授。不仅是方韩之战，“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现象固然存在，但与“纳粹法则”毕竟不同。在美国，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反感，用“人神共愤”这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夸张。“纳粹类比”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成为一种被滥用并污染信息环境的语义基因，是因为纳粹被揭露得太彻底了，以致成为一些人不动脑筋就随意使用的现成字眼和空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