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2/16页）

《四妹子》是1986年的8月写成的。这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苦心筹备了3年的新房动工开挖地基。我在近一个月的盖新房的劳动中，常常想到高晓声的小说人物李顺大，他造起新屋的艰难和欢乐，与我的感受几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涉过家门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还有点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到公路上搭乘通往蓝田县城的班车。左边是骊山的南坡，右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间是一道狭窄的川道，灞河从东往西流过去，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坐落在灞河两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最简易设备的老公交车，所幸有一个右首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灰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经历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小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来，有的像奔突的狮子，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静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景象，而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悬在我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我住进供销社办的一家旅馆，8元一晚的住宿费是全县的最高标准，也是全县最豪华的旅店，至今我都不忘当时的作家协会领导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立即询问有关蓝田县的历史资料保存在什么部门，以及借阅需得经过什么手续……

之二：卡朋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促使我这回到蓝田县查阅历史资料的举动，大约有两个因素，一是如前所述，因为无意间瞅见蓝袍先生家门前那幢门楼里幽深的气氛，所引发的长篇小说的欲念，并因此而直接意识到我对生活了知的浮泛。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17年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我既缺乏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读更广泛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偏重于这方面的阅读和补缺就是很自觉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对生活的了解和体验，我向来是比较自信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在解放后的1950年入学识字。我看见过邻近的东西两个村子斗地主分田地的场面，我们村里没有一户能够划地主成分的人家。我亲眼看着父亲把自家养的一头刚生过牛犊的黄牛，拉到刚刚成立的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变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我亲身经历过公社食堂打的饭由稠变稀由多变少直到饿肚子的全过程。我由学校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子，进入一个由三个小村合办的初级小学做民办教师，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学校设在两个村子之间的平台上，两个人合用的办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哪路神灵泥像的小庙。教室旁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社员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经过教室门口，嘻笑声议论声和骂架声常常传进教室。后来我调入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校址也在一个村庄的前头，四周是生产队的耕地，我看着男女社员秋天播种麦子夏天收割麦子、播种包谷再到掰折包谷棒子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后来我被借用到公社帮助工作，又调到公社当干部，整整十年。十年里，我把公社大小30多个村庄不知走过多少回，其中在几个村庄下乡驻队多至半年，男女老少都叫得出我名字，谁家的公婆关系和睦与否都知晓。直到我最后驻到渭河边一个公社，看着农民把集体畜栏槽头的牛骡拉回家去饲养，把生产队大块耕地分割成一条一块，再插上写着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便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

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不仅在于生长于兹，不仅是看着我的父亲怎样把土地和黄牛归集体，而且我是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干部，整整在其中干了十年，又把土地和牲畜分到一家一户。我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亲历的体验。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辈作家柳青，他在离我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连同写作《创业史》历时14年，成为至今依然树立着的一种榜样。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的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达的能力。恰是在蓝袍先生家门楼下的一瞅一瞥，让我顿然意识到对乡村生活的浮泛和肤浅，尤其是作为标志的1949年以前的乡村。我得进入1949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家乡，我要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我对拥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