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书单

开书单永远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特别是所谓“必读书”之类，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开青年必读书目，几乎演成事件，固然是因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等现实因素掺和其中，然而即使是承平之世、和谐社会，开一张没什么人挑剔的书单，也是千难万难，其难度不下于让全世界的人就“一生必须要去的十个地方”达成一致意见。一张书单总是需要的，就像旅行指南对旅游者而言必不可少，却永远不能让所有的读书人满意。

取巧的法子是放弃权威性，隐去“必读”之类易惹麻烦的字眼。眼前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凯里就是这么干的，在下面这段话里，他早早给自己留好了退路：“（我挑出的）这些图书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的价值’或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虽然无疑有些书即使用这些标准来检验也是杰出的，我的选择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就会感到快乐。”撕去“伟大”标签，标举“快乐”原则，都是给自己解套，表露“乐我乐以及人之乐”之意，这是放低身段。——当然，凯里先生并不认为自家是故作姿态的俯就，至少以他的表白，他的立场原本就是平民化的，这才有下面这段不乏攻击性的调侃：“有些专家编出一些‘伟大的书’的清单，不断出版。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清单是列给谁看的？当然不是给人类看的。它们更像是发给上帝的期末汇报，好让他老人家看看他的人间子弟是多么具有文化修养。”

我不知道过去读过的一本《一生的读书计划》是不是凯里先生的假想敌之一，这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陆出版，想来对许多中国读者，充当了西方名著的阅读地图。作者美国人费迪曼好像是位专栏作家，一部名著一篇文章，往往片言居要，寥寥数语而能曲中筋节，比各种文学史书里的描述更能撩拨阅读的兴趣。只是“一生”这样的大字眼限制了作者的自由：他挑出的只能是举世公认的名家名著。凯里的快乐原则以及“我只说我的快乐”的姿态给了他更多“偷欢”的机会，除了时间的限制之外（如书的副标题“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所示，他的书单一直开到一九九七年），他可以“一意孤行”而不必担心留下话把儿。他可以不管虚构非虚构，文学不文学，只要好看，游记、回忆录乃至批评著作都可入选，他也允许自己“避重就轻”，名家不选名著，偏到他们边缘又边缘的著述里去“披沙拣金”。比如D.H.劳伦斯，代表作为何种，《儿子的情人》抑或《虹》？专家、“粉丝”皆争论不休，凯里先生居然全然置小说于不顾，挑出他早年的游记《意大利的晨曦》。比如托马斯·曼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不挑《魔山》，不选《威尼斯之死》那样的名篇，偏偏推荐他作品中的异数，喜剧小说《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理由是在此书中，“表达严肃主题的手段变成了嘲讽”，而“此手法达到了生动活泼的神奇效果——就像和一个刚喝了几杯酒的聪明朋友交谈一样”。拈出文学史上另类作家或名家另类作品的批评并不鲜见，往往事涉作家的重新评价重新认识，举其著者，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中的一些篇什，几乎勾勒出个人化的文学史另类线索。凯里先生着眼则不在文学史意义，他既不想“颠覆”，也不打算“重构”，他的选家眼光只基于一点（至少他这样声称），曰Pure Pleasure—这是书的原名。

尽管《一生的读书计划》与《阅读的至乐》选书标准、范围不一，要者阅读上“劝学”的目的则一，“宏观”地看，手法也一般无二，就一个字：诱。刺激读者的阅读欲望，我所知道的最恶俗的例子，是当年鸳蝴派杂志《礼拜六》的发刊词。最耸人听闻的一句后来作了广告语：“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计划》、《至乐》面对的并非小市民读者（《阅读的至乐》原是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写的专栏，想想看凯里面对的读者），当然不能如此吃相难看，一径诉诸读者可能的情色想象，何况所选书不论“伟大”与否，要皆在“高雅”范围，故其“诱”乃诉诸阅读本身的愉悦。即使隐然存着“必读”二字，标举的《计划》，也要向读者证明读书并非苦事一桩，事实上费迪曼的典重也在向快乐（或可读性）让步，我记得选乔治·艾略特的书，他就以更温婉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代替了公认的巨著《米德尔玛契》；书的厚度似乎也是一个考量，列夫·托尔斯泰更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就被《安娜·卡列尼娜》取代。《阅读的至乐》从书名到引言，在在点明阅读之为赏心乐事，作者更是在“诱”字上下足功夫，——其实对凯里这样的书评高手，说简单也简单，便是于不动声色之间，将所荐作品的妙处，表而出之：或是绝妙好辞的引证，或是故事情节的概述，又或著者生平轶事的勾连点染——引人入彀，左不过也就是这些材料——凯里总有办法调理得骨肉匀停（虽然并非篇篇精彩）。有时候他给你讲故事，比如：“书从雪地开始。劳伦斯正向南穿越蒂罗尔进入意大利。”“父亲去世时，高尔基才五岁，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时他劈头给你一句不容分说的断语，比如写《那些不结果实的叶子》的一篇：“没有一个小说家能比阿道司·赫胥黎更聪明——在写作方面，整个人类都是如此——而这部小说又是他最聪明的小说之一。”有时候，他将我们引入某种现象的讨论，比如谈金斯利·艾米斯《幸运的吉姆》：“我发现很多人，尤其是聪明的女人，都不喜欢这部小说。”差不多每篇文章，他从一开始就撩拨我们，而不论怎样笔法多变，他的态度一概从容、幽默。这后面是他的见识和趣味。推荐书，写书评，趣味和见识，缺一不可，有见识没趣味，写成高头讲章，有趣味没见识，写出的不过是一堆花絮。两端占全，凯里即便复述故事也能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