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故事

并没下功夫考证过，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印象，以为从事创作的人，喜用笔名，搞研究的人则一般不用或是少用笔名。与此相伴还有一番推理：笔名大有隐身术或分身术的意味，作家不拘游戏三昧，还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姑隐其名抑或“一气化三清”，都有必要，——既然纪德有言，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学者所写，不外论著论文，客观、中性、无我，一个面目，而且要顶真，不可儿戏，自然当以真身示人。

还有一印象，虽也未做考证，却是比较笃定：一九四九年以前，用笔名者众，而且用得铺张扬厉，一九四九年以后，笔名就大为减少，至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如此。缘由非止一端，难以细述。但有一条应归于“大环境”，是不得不提的：用笔名是“姑隐其名”，目的不外乎“隐”，而彼时以中国之大，却是隐无可隐，若要发表又要隐，结果很可能是“欲盖弥彰”。用笔名的似乎限于两极，“上天”的是“代圣人立言”，“梁效”、“罗思鼎”、“石一歌”属之，原本就是工具性质，名与不名，其实无所谓；“入地”的本名已成忌讳，不得不尔，周作人是典型的例子，不论作还是译，都只能属“周遐寿”或“周启明”——原不是笔名的，因人多不知，反而是一种隐，只好当作特殊情势下的笔名看。

上面两点印象，推敲起来，都有点似是而非。比如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为数不少；而民国时期，不少文人用笔名，也不尽是个人喜好，鲁迅之躲避文网，便是显例。但笔名的用与不用，不论因于何种情形，我以为与自己是毫不相干的。其一，根本就没写过多少东西；其二，大体上算是钻故纸堆的人，并无用笔名的必要，好像也没什么正经笔名；再者，笔名之类，名人谈来是给研究者提供资料，寻常之人津津乐道起来，不免就有自恋的嫌疑。允许自己说此话题而又不致脸红的唯一理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如今也受到鼓励了。

头一次挖空心思想起个笔名，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不是给自己，是给一个叫作“理论学习小组”的写作集体。七四、七五年那会儿，这样的小组遍地都是，属“新生事物”，我们初二年级就有一个。所写基本限于两大体裁，曰“大批判”、“小评论”。署名“×年级理论学习小组”似乎忒没劲，几个人就搜肠刮肚要弄个响亮的。彼时我心中的偶像是“文革”初期吒咤风云的红卫兵，所想也便多是“在险峰”、“全无敌”、“飞鸣镝”、“锷未残”之类，可惜能想到的，似乎都靓名有主，所谓“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遂不敢造次。有人便提议，不如叫“嗡嗡叫”，出处在老人家的《满江红》——当然是瞎起哄。于是我们的写作班子到最后还是处于未名状态。

我自己的第一个笔名——也不知算不算——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乃是源于一个错误。一九九三年，写了一部张爱玲评传，头一回出书，不免郑重其事。和出版社方面说妥了，请好友杨志麟搞装帧设计。杨志麟原是高手，对张颇为倾倒，自然不肯草率从事，单是书中用的几幅照片就大费心思，记得他把照片重印成棕色，又点上香烟沿照片烫了一圈，烟熏火燎之下越发老旧残损，像是劫后幸存，饶有“苍凉”意味。“里子”如此，“面子”当然更是讲究，封面上不要说书名，就是作者名的大小、位置、字体，也排得一丝不苟。做好之后，他便直接寄出版社。不料那边最后居然没用，更没想到，设计稿上与设计毫不相干的一处错误倒是用上了——他将我的名字误写作“余彬”。我这边不知就里，等到样书到手，木已成舟。极熟的朋友间呼来喝去听音不辨字，“想当然耳”的事是有的，气人的是我尚未兴问罪之师，他知道之后倒对我道：“怎么会是那个‘斌’？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彬’。当然这个好！”——好像我起名起错了。然而毕竟是他错了，遂又安慰道：“就当笔名，蛮好。”我哪里想要什么笔名？从未出过书，正“患人之不己知”，哪里能唱“人不知而不愠”的高调？然而是朋友，而且是白费了力气帮你做设计的朋友，想“愠”也愠不起来。好在不久书再版，有了机会“正名”，遂迅速放弃了那个代庖的“笔名”。

但是还有后话。是几年后，这书换了家出版社出增订版，责编打电话过来，说原书他们那边有，只要将增补的部分发过去即可。当然是遵命照办了。不久以后就收到新书，一看之下却是哑然失笑——居然又是那个“彬”。这一回不是朋友，可以大张挞伐了。于是打电话责问。得到的答复叫人哭笑不得。据说除责编之外，出版社另有一人，手中也有《张爱玲传》一册。两本张传，版本不一，署名各异。责编被此“余斌”与彼“余彬”弄得头昏，委决不下，另一人手中是初版本，不知根据什么，坚称“余斌”乃误植，并以此书他读过两遍作保。责编显然慑于他的坚定，忘了对书是否熟悉与确知作者姓名实为两事，并不去问作者，兀自从“善”如流，莫名其妙“彬”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