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译林》当枪手

一九七八年我刚读大学时，还没有“译林”一说，江苏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打着“人民”的字样。记得看到过一本叫作《钱商》的书，就是如此。这书的作者是加拿大人阿瑟·黑利，其时在大陆很畅销，“上海译文”出过好几种他的书，以当时的标准，装帧设计像模像样，一相比较，高下立判。印象中江苏这边，也就是跟在后面捡漏的性质。后来有了《译林》杂志，主攻外国通俗小说，顾问名单上一溜外国文学方面大佬级的人物，钱钟书也在其中，创刊号上甚至还有他的题词（极少见他有这样的“雅兴”）。那时候对通俗感兴趣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这杂志只开头翻过一两回就在我的视线里消失，钱钟书说话也不管用。再后来细胞分裂，有了“译林社”，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出版社，它还是未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偶出几本好书，也是只知其书，不知出版社。再没想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会给译林当“枪手”。

这大体上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事。二十多年下来，译林今非昔比，“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创业期早成过去，译林在有些方面，比如当代的外国文学，可以和译文叫板，质和量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了。倒不是势利眼，见它做大了就来帮闲，九十年代以前，各家出版社宣传推广方面投入程度有限，译林也没找到过我头上。我是学中国现代文学出身，原与外国文学不相干，毕业后阴错阳差，留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这专业是由原先的“外国文学”而来，像中国的许多事儿一样，换汤不换药，招牌换了，还是那标人马，外间也还是过去的概念。循名责实，在其位谋其“政”，我就该是“搞”外国文学的。凑巧的是，我曾教过的袁楠其时正在译林“搞宣传”，以为余老师尚有“利用价值”，即邀我写书评。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在外国文学方面，我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这点自知之明幸而我还有，以中文系出身的外语水平，钉是钉铆是铆正经论文写不了，“搞”外国文学，不敢。敢于应命，实因要求于我者，乃是书评，而书评者，至少从其自由、无固定套路的一面去看，未尝不可以就是一种读后感。既然外国文学是我所好，专门知识虽大大欠缺，“感”却不缺，有时候还颇多。此外还有一点“私衷”：因生性疏懒，若顺其自然，则只知随意读书，难得想到提笔为文，时不时有外力逼它一逼，于己无害，反倒有益。

于是袁楠便时来电话相“逼”。这种逼迫因逼得不紧，有其令人愉快的性质。所谓“不紧”不单指时间，更在评哪本书的选择上。最惬意的是“预备”的阶段：隔段时间就会收到一大包书，携归家中打开来这本翻翻那本看看，可以高兴一阵。当然，不是白送，袁楠的电话很快就会追来——余老师，书收到了吗？哪一本你要是喜欢，就帮我们写一篇？没喜欢的就算了。绝对好商量，催促之意却也尽在其中。

受命于出版社，帮着赚吆喝，名之为“枪手”，不能算冤枉。不过因为有选择的自由，大体上也就可做到“无愧我心”了。这要比为熟人或国内著述写书评自在得多，说轻说重均无妨，反正批评对象是老外，即使你有微词，甚至于口出恶声，也不会有人找你算账。基本原则得讲，比如总不能喝倒彩，将请你评的书说得体无完肤，然真要碰上不像样的货色，撇过一边不予置评便完了。说好话，也不像圈内人写书评，容易显得肉麻。

命题作文也不是没有，比如《发条橙》、《朗读者》（其时还译作“生死朗读”）便都是。袁楠电话里会很技巧地说，这书很好看，你会喜欢的，而且不长，费不了多少时间。“逼”里面带几分诱的成分。读了以后真觉得有意思、可读，也便束手就擒。这以后又有发展，是给一些书写导读性的文章。译林有个很值得称道的做法，所出书都有“译序”或“代译序”，这是给读者一个交代，给外国书到中国的语境转换一个过渡，通俗小说、畅销书之类，这一套其他出版社常是免了的，他们也有。实话实说，不少文章写得不高明，或是导引变作误导，或是官样文章，但有此一举，意思是不错的。译者不愿写或不能写，就要有人代办，我就给《名誉领事》、《海滩》等书写过，算是“代译序”。其实与译者又不认识，“代”不了的。

写这样的文章有个好处，即不像书评，没有字数的限制，倘有话要说，有意思要发挥，没有版面的限制在前面拦着你，且又没有一定之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里面颇有几本书，或乏善足陈，或我所不喜，却也有话可说，比如有的书不能说差，只是不是我喜读的类型，那么不唱赞歌，做个阐释派也就可以交代。比如有本叫作《第三个孪生子》的美国流行小说，写得不怎么样，借它抠抠通俗文学套路的底牌却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