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蜡像博物馆

一位身着白色蕾丝连身裙的年轻女人仰卧在临街的橱窗里，她沉睡的脸庞面如死灰，她有着精致的五官，裹得严严实实的胸膛随着规律的呼吸起起伏伏。离她不远处张贴着一张彩色海报，上面展示着“暹罗双胞胎”（准确地说，他下半身是一个人，但在腰部以上分出两个一模一样的人）。顶上是一块饰有金纹的红色大招牌，上书几个大字：施皮茨纳博士人种解剖博物馆。

从1856年起的八十多年时间里，施皮茨纳博士的解剖蜡像博物馆一直门庭若市，在比利时的小镇里尤其受人追捧。博物馆一开始设在巴黎，是一家手续齐全的科学机构（展品中有八十件继承自迪皮特朗博士声名卓著的病体收藏）；然而时代的变迁令它变成一座巡回展览的博物馆，出没在市场货摊、游乐场、打靶场和动物园。然而这家博物馆始终宣扬着教育和德育的宗旨：参观指南的“前言”中就列出了健康生活（此乃好公民的第一要务）的“十诫”。博物馆里令人生畏的展品（肿瘤、溃烂和便毒，以及硬化的肝和纤维化的胃）是为了将性病和酗酒的可怕后果灌输给年轻人。这些“罪有应得”的疾病虽然重要，却只是展览的一小部分，而整个展览似乎在邀请我们关注那些通常令我们侧目的事物：比如畸形的人体、体内的构造，以及目睹外科手术时我们感同身受的疼痛。

除了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教育之外，博物馆还有着人种记录的功能：里面有整整一排真人大小的蜡像，有布须曼人、澳洲土著和美洲土著，当时电影尚未诞生，这些蜡像带给观众的震撼想必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人种学区域与整个博物馆有着共有的主题，那便是关于“异常”的裸露，它和所有裸露一样私人化，却因为疾病、畸形和源于不同文明或种族的“他者性”，以及蜡像模仿人类惨白皮肤时给我们带来的不适，而给我们带来了距离感。

这位施皮茨纳博士到底是何许人也？人们并不是很清楚。有人怀疑他根本就没有博士学位。照片里的施皮茨纳和夫人看起来更像是马戏团老板，而不是科学的信徒；但是谁又能说得清呢？当然了，施皮茨纳带给我们的视觉世界中核心的残酷元素区别于佛罗伦萨人克莱门特·苏西尼[17]具有诗意的残酷，区别于那不勒斯人雷蒙多·迪·桑格罗[18]的巫术版本，也区别于入籍英国的杜莎夫人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残酷。后面三人都活跃于18世纪，他们的理性与心态都具有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格；然而施皮茨纳的博物馆却成立于实证主义、科学至上主义和教育普及的时代；那同样是一个光荣的时代，因为我们只需想到，《恶之花》和《包法利夫人》都在同年出版，而关于“探索真理”的诉讼案件也发生在这个年代。

施皮茨纳这项难以定义的事业和那些崇高的事业一样遭遇了当局的审查、守旧派的敌对和父系家长的抗议；当守寡的施皮茨纳夫人在20世纪20年代重组这座巡回展览的博物馆时，她在我们的时代也遭遇了同样的抗争。然而在诸多比利时作家和画家的记忆当中，初访施皮茨纳博物馆的恐怖经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罗·德尔沃[19]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他宣称在他的视觉世界形成的过程中，参观博物馆的经历甚至比发现德·基里科[20]更为根本。

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知所踪（它的宣传板毁于一场空袭，这是一件挺重要的文物，能够令我们窥见博物馆的风采），后来在一座仓库中被世人重新发现，于是乎，比利时文化中心对施皮茨纳博士的博物馆进行了重建，如今在巴黎的波旁宫临时展出。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忠实地模仿自然的展品毫无不朽的特质，而是充斥着那个时代的特色。人偶都面带19世纪的神情：吸引观众的同时又予人以疏离感，既庆祝“真理”又对其加以谴责。

在重建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也试图保留博物馆介于科学与污秽之间，以及介于医院实验室、停尸间和游乐场摊位（一面是由乡村乐队演奏的沉闷的游乐场音乐，一面是阴影下惨白的裸体）之间的氛围。只是再也没有了招徕顾客的呐喊声，据当时的记载，这些向导会把拆分成四十块“解剖的维纳斯”展示给路人看，从香气扑鼻的皮肤到纠缠的静脉血管，从神经网络到白色的骨骼。

这次展览展出的不仅有蜡像，还包括许多天然展品，比如一块完整的人皮，取自一位35岁的成年男性（展览手册说这件展品全世界独此一份，其他任何博物馆都看不到）：这张人皮地毯就像是夹在书中的干花标本，在我看来，却是所有展品中最亲切，也最令人宽慰的一件。我必须实言相告，那些内脏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正如我从不探究人类的深层心理），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更中意这个彻底展开、完全摊平，没有任何深度也没有任何隐秘意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