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旅人（第2/3页）

代表苍穹的天体上绘制了浅蓝色的黄道十二宫，象征着太阳王出生的那一天。但真正让人赞不绝口的是那个赭色和深褐色的地球仪，上面镶嵌着许多人物（比如说展示了野蛮人的暴行）和铭文（比如说探险家和传教士传回来的消息，填充了那些形状尚不明确的区域的空白）。

在科罗内利的地球仪上，加利福尼亚州是一座岛屿，他在此处写道：“有些疯子说加利福尼亚州是个半岛……”还在另外一处写道：“有人说这是一座岛屿，但他们错了，我不会照他们说的写。”至于尼罗河的源头，他先是在一处做了标记，然后在得知新的证据后，又将它挪到了另外的地方，科罗内利最后在尼罗河的源头处俏皮地写道：“我发现这里仍有空白，所以就随意地放入一句话。”

在当时，探险带来的所有地理新发现都集中到巴黎的天文台，而让·多米尼克·卡西尼[10]则将最新的消息都更新到一张巨大的平面纸质地图上。科罗内利理应从这张地图获取信息，可这也使得他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更改他的作品；科罗内利更像是古代绘图师，将地理看作是一门玄而又玄的学科，而不是一门现代科学，所以地图学的发展给他带来的麻烦反而多过给予他的帮助。

我们必须正名的是，正是因为探险家不懈的努力，那些原本未经探索的地区才能够成为地图上的公民。在此之前，未知即不存在。巴黎的这场展览试图强调的便是，在知识的领域中，新知的获取往往会打开全新的未知领域，比如说，麦哲伦首次航行所接触到的南美海岸线就一直被认为是一座尚未发现的澳洲大陆。地理学正是通过一系列错误和试验才将自身确立为一门科学。（波普尔[11]应当会为此感到高兴。）

如果说地图学的历史曾给我们带来什么道德训诫，那便是人应当限制自己的野心。如果说在罗马帝国的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覆盖整个世界的骄傲，那么在弗拉·毛罗[12]1459年的地图中，我们能够看到与余下的整个世界相比，欧洲已经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是第一份依据马可·波罗游记，以及环绕非洲大陆的探险家记述所制成的全球地图，而其中方位基点的变化告诉我们，欧洲人的视角已然发生了改变。

当我们在有限的面积中表现世界时，我们会自动地将其缩小为一个微观世界，并暗示在这有限的面积中包含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因此，地图常常陷于尴尬的境地，要么只能是局部地图，要么只能是全球地图；或者要么必须是尘世的地图，要么必须是苍穹的地图（所谓苍穹的地图，既可以是天文图，也可以是指引天国的地图）。展品中有一幅来自君士坦丁堡，年代约为16世纪的阿拉伯版画，上面绘着一幅非常精确的世界地图，同时还装着一块罗盘，它的银色指针永远虔诚地指向麦加，所以无论信徒身在何处，都可以在礼拜中依据它向正确的方向朝拜。

从所有这些方方面面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像地图学这样中立客观的学科，在实际操作中也总是包含主观的意愿。在文艺复兴时期，整个世界的地图绘制中心是威尼斯，这座城市的陆地和水域的边界恒常变换，其潟湖地图就常常需要更新，因此这座城市的空间主题也就成了变动与不确定性。（在17世纪，威尼斯的维斯特里有一幅潮汐地图，其准确性得到了最近为了检测潟湖污染水平而拍摄的卫星图片的确证。）到了17世纪，荷兰人迎头赶上，培养出一批世界顶尖的地图绘制大师，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这也是一座陆地与海洋的边界恒常变换的城市）的布劳[13]。

针对未知领域的地图学与针对已知领域的地图学齐头并进。而后一种地图起源于在公共地图中划定界限的需求。最早的此类地图可以追溯到瓦尔卡莫尼卡（Val Camonica）一幅史前石刻画。（有趣的是，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非常计较地在财产之间划定界线，但是国家之间同样精确的国界线直到近代才成为一件国家大事。最早以毫不含糊的姿态划定边界的条约是1797年的《坎波福尔米奥条约》，那是拿破仑统治法国的时代，地理学无论在军事上抑或政治上都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

将目光投向别处的地图学和专注于熟悉区域的地图学之间始终有着频繁的对话。在17世纪，法国海军的扩张对木材产量提出了要求，可是法国的森林资源因此变得日益匮乏。于是乎，科尔贝尔[14]提出，有必要制作一幅详尽的法国森林资源地图，经常更新国家的木材资源数据，以此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做出理性的规划。正是为了支援法国海军扩张，梳理国内地理知识才在法国成为一项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