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的可以

有一次，在节目现场，我们请来了几位大爷大妈，一起聊一个话题。当时我们正聊着，一位大妈突然指着跟拍我的摄像师，说我们这个摄像师跟她儿子长得很像，连身高都一样。大家听到都乐了。我说：“既然您觉得他长得像您儿子，您就当他是您儿子吧。”面对突如其来的现场认亲，还是认亲儿子，大家笑得更大声了。我转过头对摄像师说：“那你替大妈的儿子说两句吧。”摄像师很机智，立马就进入状态，说：“大妈您看，我跟您儿子的年龄差不多，我们这代人是这么想的……”

那期节目很成功，话题多了一个观点，现场多了一个效果，摄像师多了一个妈。

摄像师临时“客串”这个环节过后，现场气氛变得更加轻松了。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无论是摄像师参与谈话这种节目设置，还是最终达到的节目效果，都不算什么，现在节目中的一些设计比这要新奇得多。但在那个时候，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让我意识到，原来，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他在干什么，他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哪怕有人说的有些跑题了也没关系，作为主持人，只要把话题拉回来就行了，比如你可以这样说：“我觉得不应该从这个方面探讨，应该从那个方面探讨。”

别人总告诉我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我觉得可以反着来，多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行？为什么现场就不能多几个、几十个观点？为什么摄像师就一定要在摄像机后面，不能参与讨论？为什么现场的大妈不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认个儿子？

我一直在说一个概念：众多的可以。其实就是要开放，改革开放的开放，思想开放的开放，不要自我设限，多试试，东讲讲，西讲讲，实在讲不通，就南北都讲讲。在我们的思维模式中，“不可以”的力量总比“可以”的力量大。大概是因为否定一件事儿，总比肯定一件事儿容易。肯定一件事儿，你总是需要很多的准备，而否定一件事儿，一句话就可以了：“反正我觉得不行。”

有一次，我们的策划人跟我说了发生在浙江的一件事，我们觉得这件事可以引申出一个话题做一期节目。这是件什么事呢？说是在浙江有一批人，他们把没人骑的自行车都收集了起来，统一刷上了绿色的漆，把它们变成了公用自行车，如果你是农民工，只要你有进城打工的证件，就可以免费骑。

很多媒体对此表示了赞赏，认为这样做给农民工提供了方便，也承认了他们是城市的一分子。但是有些人对此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因为不管你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穿什么戴什么，只要你骑上这样的自行车，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尽管大家说，会像对待城里居民一样对待农民工，可是真的会一样吗？他们觉得不会一样。说实话，我也觉得不会一样。

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特别棒。我记得，在我们节目中针对这个问题最后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浙江的那些绿色自行车仍然在那些城市里存在着，每天有好多人在骑。

当我不断地把这样的选题做成节目的时候，我慢慢发现，除了对和错，还有不知道对还是错，还有这么看是对，那么看就错，又或许两种方式改进一下都是对的，而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都是错的。

总之，会有各种各样的结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容纳和接受这些不同的观点。可是有人会说，有的人一张嘴我就知道是错的，为什么还要容纳他呢？

那么，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想一想？

第一，是不是因为他一张嘴就是错的，才给了我们一个校正他的机会？

第二，其实他们说的并没有错，只不过是你理解错了，或者说是社会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但后来被印证是对的？比如，捍卫太阳中心说的科学家布鲁诺以及发现地球是球形的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这些早期发现自然规律的科学家，有的被烧死了，有的被绞死了，但是，后来科学的发展印证了他们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第三，即使他说的是错的又能怎么样呢？

一旦我们明白要拥抱众多的可以，我们便会突破很多以前没有踏足的禁区。普华永道是世界顶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它在香港的分公司有一个高级人才，从外表看是位男士，但是他却希望能使用独立的卫生间，如果不行，他希望能使用女卫生间。这就是他的主观意识，绝不是在捣乱或是给公司出难题。最后，香港分公司的总裁把自己单独的办公室腾出来给他使用，因为那间办公室里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