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情愿多走的那几步

刚开始做《实话实说》时，几乎一边倒的声音认为我一点儿也不像个主持人，样貌、气质、声音、穿着，都不像。后来，我用行动证明，我确实不像主持人，因为我就是主持人。

刚开始的质疑主要来自人们对主持人的刻板印象，毕竟我看起来根本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隔壁大哥或者邻居弟弟。有质疑声，很正常。大家都说我长得没那么好看，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在电视节目里，帅哥美女总是要克服一个我从来不用克服的问题：亲和力。

说到这儿，就必须谈到我在广播电台当记者摸爬滚打的那11年。你知道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区别在哪儿？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记者，都不需要露面，只用声音交流就够了。这就简单太多了，除了说话，你根本不用去想今天的光打得够不够好或者今天的西服领带有没有歪。那对于广播主持人来说，什么是一场真正高级润物无声的采访？就是当你的访谈结束，对方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你是在采访，他都不需要知道你想知道的答案，却和你说了很多，说的人可能不懂，听的人全明白。

所以，往往做得很成功、很能挖掘真相的记者，都不是那种明星一样走到哪儿谁都认识的类型，恰恰是人堆里最普通的那一个。因为大家平等对话，一切也就没那么复杂，你只是真心实意地想了解一件事情，想把它弄明白，自然也就会在不经意间得到最真实的反馈和回答。

电视不一样，灯一打，镜头一对上，就让人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熟悉电视的人都知道，镜头会放大所有的情绪，同时，也会让很多东西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现实生活中也是同样的道理，看的人多了，很多东西就会变得不是原本的模样。有人想藏，就有人想找。

以前一有采访任务，我们就会提前告知对方自己的行程，然后大家一起坐飞机或者火车去到采访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采访到真实新闻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人家一早知道你要来，必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所以，我的方式通常是提前那么两天出发，先到省里，再到市里，找家小吃店吃点儿东西，坐几趟当地的出租车，和司机聊聊天，晚上再到茶馆坐一会儿，这中间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当地人，实际上已经在了解情况。

等大部队都来了，我已经基本把事情的脉络理清楚，也了解了究竟是哪些细微的地方被动了手脚。于是，在一大堆记者围着采访的时候，我总是能够在不痛不痒的问题之外一针见血。可能连对方都会诧异：“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顺便，我也会动用我所有的关系，搞明白这次媒体要来的同行都有谁，然后再一一排查他们最近的生活要闻。那必须是一说一个准啊。于是，我就成了有名的“半仙儿”。一起出去采访，我能组织所有新朋友来集体“算命”。我能算出《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的、国际台的……各家媒体的同行，谁家是双胞胎，谁最近升了官，谁最近拿了奖。要说能蒙对一个，或者偷听到一个，也不奇怪，关键是个个都准，无一错漏。他们大眼瞪小眼，很是惊讶，却又不肯相信。

我一直都说：最高级的说话是实话实说。

这原本就应该是一个共识，不是吗？可是这么多年，我们在真真假假中不断地兜圈儿，仿佛知道该说实话这件事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该如何去保证真实或者说我们该去哪里寻找真实，就显得千难万难。

其实，除了一颗真心，就是要好好做准备，不能偷懒。因为好的谈话者不只靠嘴，还要靠腿。

没有任何一种真相会自己浮出水面，想了解真实，想获得实话，你就必须比别人快一步，比对方快一步，也比自己惯有的认知和习惯快那么一步。你得相信，没有任何一种准备会白白浪费。

那么，谈话这件事究竟该如何准备？这就来到了方法层面。

你在时间上需要领先几步，在别人还没动的时候，你就已经出发了。想想采访中的我，其实挺鸡贼的。攻其不备，才能获得准确而没被掩饰的信息。然后，你必须知道你要跟谁说话。了解你的谈话对象是谁，了解他的基本情况、他的基本好恶和基本生活规律。

原来我也不明白这个道理。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看到老人过马路我就想过去扶一把，看到残疾人坐轮椅我就想到后面帮着推一下，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不是对他们最正确的态度。他们并不希望你去帮助他们，他们最希望的是你的自然和“漠视”。比如说，当你跟一个坐轮椅的人聊天的时候，你们边走边聊，这时候你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专注于你们的聊天内容，而不是关注他的轮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在跟别人谈话时能做到这一步，意识和素质就非常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