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就是真的

现在大家都说电视假，这不准确，电视不是从现在开始假的。

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叫《父女之间》，现场的最后，在我们的调解下，一对父女和好了，父亲给了女儿一个拥抱，女儿在父亲怀里抽泣个不停，这是真的。但是，你在有些电视台看到的这种画面，却是经过安排的。为了“好看”，节目组恨不得说：“再抱一遍，刚才那个角度不好；再抱一遍，女儿哭得厉害一点儿……”

还是我们的节目，以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安排失散了几十年的战友见面，一定要有众人围观的大场面：“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倒计时，三，二，一！”门开了，两个30年没见的老人终于相见，抱在一起哭，痛哭失声。

很感动，很催泪，但这是假的。他们之前肯定见过了，在火车站、在宾馆，或是在化妆间。

有一次录制，大家正因为一个话题僵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有的人甚至都有点儿犯困了。当时我真想直接开口说：“大爷，您先回家睡觉去吧。”可是这明显很不礼貌，但我真的很希望那个大爷可以自己站起来说：“我困了，你们争吧，我先走了。”而且我一定会坚持把这个镜头剪进去。因为我觉得这才是聊天真正应该有的状态，就像街坊四邻在一起坐着聊天，有个人站起来说：“你们先聊着，我撑不住了，我先走，明天还有事儿。”多自然，多生动。

很多时候，让我纳闷的不是观众看不出电视的真假，或是电视人故意设置的这些假，而是假这件事情本身。道具是假的，不奇怪；但是情绪是假的，就很闹心了。这事儿就像是传染病，一个节目因为一个情况作作假，效果出来了，收视率上去了，别的节目就会学，接着所有的节目都会这样。就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舞台前踮着脚尖，但是又谁都没占着谁的便宜。

在日本，我采访过一个叫久米宏的新闻主播。他的待遇非常好，有专用的电梯，他一去，所有人都对他鞠躬。为什么？就靠他吃饭呢！他一档节目《新闻站》的广告收益是他所在的朝日电视台总收益的98%。因为不知情，我傻乎乎地就坐上了他的专用电梯。一起往上升，我向他鞠躬，他也向我鞠躬，非常客气。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也是做节目主持，就这么聊了起来。

他带我参观他的演播棚，支撑架是钢铁做的，已经有年头了。钢铁棚后面的演播室里有一排小屋子，嘉宾可以坐在那儿喝茶或者吃东西，上面还有一个斜斜的顶窗，透过它能看到外面绿色的竹子，但是这些小屋子是拍不到镜头里的。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搭真的。我已经说过，场景和道具是假的，不奇怪。

他说：“我希望嘉宾进来以后，他能感觉像到了久米宏的家。”

所以，不仅这个榻榻米是真的，等下他们喝的萝卜汤也是真的，就连桌子上的胡椒和盐也是真的。可以是假的吗？当然，但是他不希望他请来的嘉宾是在“演”一种感觉，而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在他的家里做客。

久米宏的真，让我感动，也让我震动。

为此我和节目组里的同事讨论了很久，我会把一些问题上升到很严肃的新闻伦理层面。比如多年未见的战友，既然他们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见面，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促成他们第一时间见面呢？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带着摄影机去火车站或者机场记录他们真实的会面呢？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现场表演呢？他们又不是职业演员，能演得好吗？心里会舒服吗？为什么这世界一定只能有一种你想象中的“激动”和“热情”叫作“热泪盈眶”？

我们究竟怎么了？为什么那么不爱真实？真实怎么招我们、惹我们了？

因为，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告诉你真的有什么不好，它就是会好一下、坏一下，你控制不了。不像假的，它就能保证每次都好。

我们从来不是说要百分百保真，不能有一点安排、一点设计，做电视的人做不到。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可以骗观众，也不可以骗自己。如果我们原本的设定就是假的，没问题，只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本节目有排练，请勿当真。就好像西红柿非常红，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喷过农药的，如果你觉得没关系可以接受，当然可以，但是我不能骗你。

我不喜欢的，是我们对假的习以为常。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假、绝对的真，在这一点上，我不钻牛角尖，也不想扯太远。中国的很多电视人被假“宠”坏了，时间一长，就会想，搞不好假的东西也能有真的一面，搞不好它也能变成真的，搞不好它就是真的。慢慢地，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拥抱真实的勇气，还有拥抱真实的智慧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