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雨果 夹在铁钳齿口的作家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在一八七三年出版时，雨果已经七十一岁了。

十二年后的五月十八日，雨果患肺炎，身体开始虚弱。

他在病中说：“欢迎死神来临！”

五月二十二日，雨果从昏迷中醒来，又说：“大幕降落，我看见了黑色的光明……”

只有他的孙儿和孙女听到了此话，那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生前，他在遗嘱中添加了如下内容：

将五万法郎送给穷苦人，希望躺在他们的柩车里去墓地……

拒绝任何教堂的祈愿，而要求为所有的灵魂祷告……

我相信上帝。

雨果一生和宗教的关系怨怨和和。

在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便使他成为令宗教界人士咬牙切齿的文化敌人。

在他中年的时候，他却又用他的笔塑造了一位与《巴黎圣母院》中虚伪丑恶至极的教士弗罗洛截然相反的教会人物——《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其无私和仁慈几近完美，简直就如同上帝本人的人间化身。米里哀主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高尚的教会人物。

“我相信上帝”一句话中的“上帝”，对于雨果这一位全欧洲最具有哲学家和思想家气质的诗人、作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所言的“上帝”是一位神，抑或是一条“真理”？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清楚。

雨果和宗教的关系，与薄伽丘和宗教的关系相似。后者在四十岁那年完成了《十日谈》，于是受到宗教审判。其晚年不但皈依上帝，而且干脆想去做一名教士。

在欧洲，像雨果和薄伽丘一样，与宗教发生怨怨和和之关系的文化人物不在少数。他们与宗教的关系最终皆以和而告终——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西方文化现象……

雨果终生不悔的，乃是他与法兰西共和国那一种唇亡齿寒、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关系；是与他的《人权宣言》休戚与共的关系；是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正是这一种关系，令他的人生起伏跌宕。他曾在共和国的普选中成为得票率第二多的国民公会的议员；也曾被复辟了的波拿巴王朝驱逐出境，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流亡岁月。当局还下达过对他的通缉令，宣布：“捉住或打死雨果的人，可获两万五千法郎赏金。”

雨果曾满怀深情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之所以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枪杀，而能活到今天，全凭了朱丽叶·德鲁埃夫人。是她冒着失去个人自由乃至生命的危险，为我排除一个个陷阱，丝毫不松懈地保护我，为我不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朱丽叶——雨果终生的“红颜知己”。

雨果对流亡的回答是——拒绝一切赦免。

他在拒绝书上写道：“如果只剩下十个人（不忏悔者），我将是那第十名。如果唯余最后一人，那就是我。”

雨果在流亡时期依然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封建王朝的战士。他写下了《侏儒拿破仑》《惩罚集》《静观集》等一系列讨伐共和国“共和”原则之敌的战斗檄文……

雨果是一个满怀政治正义感的激情和深情的爱国者。

古今中外名垂史册的诗人们和作家们几乎都是如此这般的爱国者。

但雨果的不同在于，从法兰西诞生了共和国那一天起，他所爱的便只有以《人权宣言》为国家信条的法国了。

从此他不能再爱另一种法国。

也不能认为，法国再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跟他是毫无关系的事情。

于是一切企图背叛《人权宣言》的人，也都必然成为他的敌人。

一个事实乃是，在他和他的敌人之间，他从未妥协过。复辟势力获胜以后，路易·波拿巴在登基典礼刚一结束时便迫不及待地单独召见雨果，希望雨果能转变立场成为他的支持者。而雨果即使在王权主动向自己示好的情况之下，也并没有受宠若惊。他当面坚持他的共和思想。他在日记中记述那一次谈话时，曾用“愚蠢透顶”来形容新的国王……

正因为雨果是这样的，所以在他逝世以后，法国政府决定将他的遗体停放在巴黎凯旋门供民众瞻仰，然后举行国葬。

当时还是记者的罗曼·罗兰这样描写那些民众夜里守灵时的情景：“在协和广场，在法国的所有城市，人们都在哀悼……在一束束鲜花、一堆堆花圈中，显现穷人的黑色柩车，上面只放着两个玫瑰花环。那是最后的一次对照了。二百万人跟随着灵车，从星形广场将诗翁穷酸的棺材送进了先贤祠……”

此种宏大场面使维持治安的骑警们深感震撼。

法国是全世界的第一革命摇篮。

在一七八九年，欧洲发生了一桩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