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情人

一　“妓不如窃”

娼妓制度是社会的一个怪胎。

但凡考察和研究过中国娼妓史的人，都多少会产生一些怪异感，觉得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事情，实在不可思议。比方说，中国古代社会极其讲究“设男女之大防”，已嫁女子回到娘家，和自己的亲兄弟都不能同桌吃饭，然而却又允许素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在妓院里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打情骂俏、随便上床；中国古代社会极其讲究女人的“贞操”，强调新娘必须是黄花闺女，妻妾必须要从一而终，寡妇再嫁都要视为失节，然而却又允许甚至要求一部分女子不守“贞节”，去充当“人尽可夫”的妓女，而且越淫荡、越放浪越好；中国古代社会也极其讲究男人的“守志”，强调一个有志气、有作为、有理想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不好色、不淫乱，不能玩物丧志，然而男子狎妓，却又被视为风流韵事，不俗而雅，可以写进诗词广为传唱，载入史册千古留名，连至尊天子有时也要去凑凑热闹，体验一下生活。这就实在让人弄不清楚，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宣扬什么，禁止什么。

其实，反过来想想，又会觉得这很好理解，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世界从来就充满着矛盾。任何事物，都是与它的矛盾对立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有隔离，就有开放；有贞洁，就有淫乱；有性禁忌，就有性自由。与其“禁而不止”，不如“略有松动”，亦即在严格实行“设男女之大防”的前提下，开一个小口子，保留一个男女自由交往的小天地，以免因过分的禁忌，而引起心理的失调和社会的失衡。

于是，在男女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古代社会便采取了牺牲部分女性贞洁和尊严的方式，来满足男人与异性自由交往的欲求，以保证社会的均衡和稳定。必须指出，这种做法是不公平和不道德的。“公平”的做法，也许是同时开设可供女性自由出入、随意嫖宿男妓的妓院。可惜这并不可能。中国古代也有男妓，不过并非为女性服务，而是为有“同性恋”需求的男人服务的。为“富婆”们服务的“性工作者”，差不多要到二十世纪后期才出现。

尽管如此，妓院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却也确实起到了均衡器的作用。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古代的娼妓，从未形成对家庭的破坏和冲击。相反，娼妓制度与家庭制度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共存共荣。其中的奥秘，颇值得玩味。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看妻子们的态度。

前已说过，中国古代的妻子们，有不少是“妒妇”。她们对于丈夫的纳妾，几乎根本不能容忍。然而，有趣的是，她们对于丈夫的狎妓，却又相当地宽容。比如前面说过的那位东晋谢安先生的夫人即是。谢安要纳妾，被她严辞拒绝，但谢安身边歌妓如云，出游宴饮时必有艺妓相随，她却不闻不问。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妾会造成对妻之地位的威胁，引起家庭纠纷，而妓则不会。妓女再漂亮、再风流，也在家庭之外，而且还是“公物”；姬妾再丑陋、再木讷，也在家庭之内，而且为丈夫所“私有”。公私内外，这个界限，不可不分。家是妻的领地，自然不容他人染指。外面的世界妻们就管不着了，也不想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妻们都相信，无论丈夫们如何在外面看花了眼，却总有一天会“浪子回头”，回到自己身边，回到家里来。

当然，面对寻花问柳而归的丈夫，妻们不能说一点醋意没有，不过大多也都不怎么当回事。因为在她们看来，妓女根本就不是人，而是阿猫阿狗之类的“玩意儿”。比如丈夫跑了一圈马，溜了一回狗，你也和他生气？何况，前已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妻，都多少有些母性，因此，对待狎妓的丈夫，也就有如对待淘气的儿子，顶多唠叨几句不要上坏女人的当，不要搞坏了身子之类的话，仍是一片慈爱之心。那么，丈夫们呢？原本也有些不好意思的。一见妻子竟如此宽容，歉意和谢意更是由衷而生，对于妻子，也就至少在短时间内，会格外体贴温存，把从青楼中学得的功夫和手段，拿来报效老婆。结果是，妻子们竟会觉得，有控制地让男人到那地方去转一转，没准还是一件有利于自己的事情。

于是妓院就这样奇妙地成为了家庭的补充。男人们在妓院里尽情地享受着性爱的自由，回到家里又问心无愧地继续扮演贤夫、孝子、严父的角色，完成结缘和继统的任务；妻子们对丈夫的狎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丈夫不把那“骚货”带到家里来，只要能保住自己在家庭中的正统地位，也就无妨听之任之。妓院与家庭，就这样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做妻子的醋性大发，居然跑到妓院里去大吵大闹，那就不但捞不到任何好处，反倒会惹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