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恋丈夫与怕老婆

应该承认，“爱”与“恋”是不同的。

比如一条狗，或一匹猫，在家里养熟了，你就赶它不走。别人要，也会恋恋不舍。这就不好说是“爱情”，只能叫“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猫狗“恋人”，不能说他们“爱人”。说句不恭的话，旧式夫妻之情，实有类于此。

当然，恋也可以转化为爱，不过这多半要靠“运气”，即父母和媒人撮合的一对，碰巧刚好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于是一边做夫妻一边谈恋爱。也有做了一段夫妻的，开始大家都不过是“例行公事”，后来忽然发现了对方的“可爱”之处，于是“公务”变成了“私情”，“依恋”变成了“爱慕”。这时，这对夫妻往往会感叹着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夫妻生活才真正开始。这种情况，便是在现代所谓“自由结合”的夫妻中也不少见。

不过，大多数情况还是恋多于爱。因为他们结合的基础不是相互吸引和相互爱慕，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靠。依则恋，叫做“依恋”。只要对方“靠得住”，就会恋恋不舍。相反，如果“靠不住”，则倘有机缘，也可舍之而去。所以“恋”与“不恋”，主要看有无“依靠”基础，与双方的个人魅力无关。所谓“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公离不开老婆”，无非如此。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旧式婚姻中，女方的恋情成分要大大超过男方。丈夫可以随意休妻，或到外面寻花问柳，妻子却少有要求离异或公然私通者。除社会礼俗的男女不平等外，女人更需要“靠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丈夫对妻子的恋情，则多因妻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在她的怀抱中能体验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因此，一个优秀的妻子，或会做妻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最好一半像女儿一半像母亲。像女儿让人疼爱，像母亲让人依恋，合起来可不就是“恋爱”？难怪鲁迅先生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因给老婆画眉而被人告了御状的汉京兆尹张敞及其妻。（选自《盛明杂剧》插图（局部），明末沈泰编，黄真如刻，崇祯二年刊本。）

丈夫依恋妻子有如“恋母”，妻子依恋丈夫则一半有如“恋父”，一半有如“恋主”，二者孰多孰寡，因人而异。一般地说，妻多如恋父，妾多如恋主；被疼爱者多如恋父，被驱使者多如恋主；如恋父者多“依靠”，如恋主者多“依从”，总体上说则仍是“依恋”。丈夫“依赖”妻子（严重者一旦离开妻子的照顾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依靠”丈夫（严重者一旦离开丈夫的保护便无法生存），夫妻二人就这样唇齿相依、相依为命、相互依存、“相依相靠”，当然恋恋不舍，盼望着白头偕老、地久天长啦！

那么，中国古代难道就没有爱情吗？有。但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

认真说来，中国古代歌颂爱情的文艺作品为数也并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诗经》、《楚辞》；晚一些的，则有元明杂剧和明清小说。但是这些诗章也好，传奇也好，基本上都与婚后生活无关。姑娘小伙子们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又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到结了婚，天天见面了，怎么样呢？诗也没有了，歌也没有了，传奇也没有了，戏也没有了。大约一结婚，“情郎情妹”就变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变成了“老爷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个普通家庭一样，无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岂但没有诗意，事实上，在许多夫妻，尤其是包办婚姻的夫妻之间，是连情爱也没有的。所谓“伉俪情深”，只是一句空话。

夫妻之间既然缺少情爱，表现和反映夫妻之情的爱情诗，自然也少得可怜。比如李商隐，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写过不少情诗，其中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尚浓”，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却都不是赠给妻子的。只有一首《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妻子，却又是“亡妻”。其他历史上一些表现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怀三首》和苏轼《江城子》，也是写给“亡妻”的。妻子在世时无诗相赠，死了以后才写诗悼亡，也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我怀疑这正是因为社会不容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或只允许妻子依恋老公，不容许丈夫疼爱老婆所致。因此即便悼念亡妻，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如元作主要是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和回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苏作则似乎主要是在慨叹人生的坎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