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第2/5页）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赞成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3]。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人亡政息”的“人治”。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如果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便危险多多，极不可靠。这个“一人”是善人贤君还好说，倘若是恶棍笨蛋，则如祖宗社稷天下苍生何？由是之故，中国文化又并不赞成人治，至少并不像时下学术界认为的那样赞成人治。

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赞成人治的。所谓“人治”，说到底，就是“个人政治”或“一人政治”，也就是依靠个人的意志、魅力和权威、威望来实现治理。这种方式，历史上也有，但却在本质上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悖，因此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已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个人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脆弱的、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即便贵为天子，也如此。他们即便有再大的成就，也得说是“赖祖宗神灵福佑，天下臣民同心同德，共襄大业”云云。如果他不这样说，这样做，当真独往独来，自行其是，一意孤行，那他就是“民贼”，就是“独夫”，可以“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此，怎么会赞成迷信和依靠个人的“人治”？

其实，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之所以落得个悲剧的结局，就因为他们都是“人治主义者”。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相信只要个人品质优秀，能力强，威望高，本领大，就能包打天下。项羽迷信自己的个人能力，海瑞迷信自己的道德品质，曹操、武则天、雍正则迷信自己的意志和铁腕，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他们既然如此地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相悖，当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个文化的首肯和认同。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人治的现象。但我们必须注意，那多半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比方说，在动乱年代，或建国之初。这时，礼已坏而乐已崩，德治和礼治系统失灵，便只好寄希望于“人治”和“治人”。尤其是在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年代，某些英雄人物确乎可能凭借个人的魅力，叱咤风云，逐鹿中原，运天下于股掌之中。然而，正如可于马上得天下，不可于马上治天下，天下也只可“人取”，不可“人治”。英雄人物得到天下以后，必须迅速将国家的运作转移到“德治”和“礼治”的轨道上来。所以，刘邦虽然是开国领袖，也不能违礼。尽管他十分喜爱戚夫人所生之赵王如意，最终却只能立嫡长子刘盈为储，和一千七百多年后万历皇帝的情况没什么两样。[4]难怪隋文帝要说“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了。德治和礼治高于人治嘛！

至于所谓“承平时代”，则更无人治可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事情是有的。但举也好，息也好，却与个人的品质、才干、魅力无关，也与政策本身的好坏无关，甚至与这个人的死活无关，而只与这个人的官位有关。如果是官（当然最好是皇帝），则无论蠢如刘禅，或者贪如严嵩，其政也举；如果不是官，或被罢了官，则无论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政之举与息，惟与官之存亡相联系。官存，则其政也举；官罢，则其政也息。所以是“官治”，不是“人治”。

“官治”的依据就是“礼”。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这就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一个人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是官，就等于什么学问都没有，什么意见都不对。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总是一片颂扬：“皇上圣明。”长官的报告即便废话连篇，上级的决定即便谬以千里，也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总之，皇帝总是圣明的，长官总是英明的，上级总是高明的——“三明主义”。

显然，官治就是礼治，而礼治则本之于德治。因为德治是一种“软控制”，如无礼法和礼仪使之具体化，就无法操作。可见礼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则是德与礼或德治与礼治的人格化。因为，官治也好，礼治也好，便都可以说是“以道德代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