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此君臣（第2/5页）

雍正这件事，确实做得过分。钱名世这个人，或许确实是“无耻文人”。据说他平时品行不端，曾在修纂明史时剽窃了自己老师万斯同的手稿。万斯同去世时，他又借操办丧事之际，将万斯同数十万卷藏书窃为己有。但这一次的行为，却未必更可耻。何况钱家名门望族，五世七进士，江南武进有名的书香门第。钱名世自己也是两榜出身的“探花郎”，却要在祖宅门前，高悬“名教罪人”四字匾额，不但祖宗被辱，自己丢人，而且连子孙都会抬不起头来。士可杀而不可辱，钱名世受此奇耻大辱，真正生不如死。

钱名世当然多少有点咎由自取，谁让他去捧年羹尧的臭脚呢？他也应该吸取教训。一个文人，如果掺和到官场是非当中去，清名节操什么的，就不大容易保得住了。所以，文人最好离功名利禄这些东西远一点，方可保住一生的清白和宁静。不过，这不该他雍正来教训，也不是这种教训法。俗话说，打人不打脸，伤人莫伤心。雍正对钱名世的惩治，又打脸，又伤心，并不能让人心服，只能让人觉得他尖酸刻薄。

雍正为人，确实相当刻薄。他喜欢给人扣帽子，喜欢用扣帽子伤面子的办法来整治人。比如他就曾亲笔为允禩党羽阿灵阿和揆叙题写墓碑。阿灵阿的碑文是“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的碑文则是“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雍正连死人都不放过，哪里会饶得了钱名世？因此他不但题了匾，还命令常州知府、武进县令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宅查看匾额的悬挂情况。也就是说，不但要把钱名世钉在耻辱柱上，还要钉得死死的。

其实，不要说是钱名世这样的“罪人”和阿灵阿那样的“奸臣”，便是那些错误犯得不大的官员，雍正也不放过。提督（省军区司令）张耀祖被革职后，罚往军前效力。张耀祖上折谢恩，并表示“不敢有负领兵之责”。雍正批示说：你已经辜负了领兵之责，还有什么脸说这句话？再有差错，还有脸活在世上吗？朕写这几个字时，都羞愧得朱笔滞涩不畅，“未知汝为何存心也”！犯官承蒙宽大处理，上折子谢恩也是惯例。只因一言不合，就挨了脆生生一记耳光，只好自认倒霉。还有一个名叫毛克明的官员也很倒霉。雍正任命他做海关监督，他上折谢恩，又兴致勃勃地请雍正“俯垂明训”。没想到雍正一盆凉水浇下来，说朕已经把你提拔到都统一级了，还要什么指示？“但取出良心来办事，银钱不如性命颜面要紧”，就这两句“粗俗之语”，你能做到便什么都行了。做不到，“便批你千百言锦绣文章”，又有什么用！毛克明自讨没趣，也只好感叹雍正这主子真不好伺候。

甚至就连雍正信赖重用的人，一不小心也会被他手里的那支朱笔刺得心里流血。四年（公元1726年）十二月，詹事陈万策（也就是写诗讽刺钱名世写得最好，被雍正赏了二十两黄金的那个人）回到家乡。为了摆谱，就向福建陆路提督（陆军司令）丁士杰借轿子和仪仗用。雍正听说以后，认为丁士杰拍马屁，勃然大怒，将丁交部议处。丁士杰是从一品的高级干部，陈万策则是正四品的中层官员，丁士杰怎么会去拍他的马屁？借给他轿子和仪仗，只不过碍于情面，抹不开脸罢了。因此丁士杰上折子为自己辩解，却挨了雍正劈头盖脸的一顿，又是“无耻之极”，又是“天良丧尽”，骂得狗血喷头。丁士杰说自己一贯洁身自好，从来不敢欺隐，从来不敢逢迎，雍正朱批说好一个无欺隐，好一个不逢迎。丁士杰说自己从来不知如何巴结上司，雍正朱批说你是不知道巴结上司，你只会巴结钦差、巴结京官么！最后雍正批道：“愚贱小人之态露矣，‘卑贱无耻’四字当深以为戒，莫令人指唾。”丁士杰不就是借了轿子给陈万策吗？怎么就至于“无耻之极”、“天良丧尽”呢？不就是为自己申辩了几句吗？又怎么就至于“卑贱无耻”、“令人指唾”呢？雍正的纲，也上得太高了一点。

然而，十几天后，雍正又在丁士杰奏报福建仓储情况的折子上批示说，“尔奏甚属可嘉！一切皆似此据实无隐，乃报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尔之存心立志。”后来，在丁士杰的谢恩折子上雍正又批示说：“朕因尔向不欺隐，所以训尔始终如一。”这时，丁士杰又变成“向不欺隐”、“立志可嘉”了，真是前后判若两人，简直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的是对杨名时的“出奇料理”。杨名时原本是吏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五年（公元1727年）闰三月被免职，暂时代理云南巡抚。这时，杨名时上书奏请用盐务上的节余银两修浚洱海河道。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没什么错，雍正却冷笑一声下令说，杨大人既然如此关心国计民生，决心造福地方，那就由你自己掏钱修好了。你这辈子修不好，儿子孙子接着修，反正你们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后来，继任的云南巡抚朱纲奏报藩库银两亏空。雍正说钱粮亏空那是常德寿（云南藩司）的事。不过杨名时身为巡抚却不举报，看来是乐意替他负责了。那好，这笔钱，就要杨名时赔，不与常德寿相干。责任人无责任，不举报就是罪魁，天下哪有这种道理？雍正的这一番“料理”，真是出奇到了刁钻古怪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