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难以成功的事（第4/5页）

甚至专制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最大的罪恶。因为它公然把私人侵犯公众利益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以及强奸民意、践踏人权、任意杀戮等等都视为合法。君王一不高兴，动辄便可谋人性命，抄人家财，比任何一个谋财害命的江洋大盗都有过之无不及。相比之下，贪官污吏们那点小打小闹，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依靠所谓“道德振兴运动”来铲除腐败，不但根本不可能奏效，而且很可能会南其辕而北其辙。因为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则是道德行为的保证和前提。我们知道，善，只有当它发自内心时，才是真实的善，否则就是伪善。但一个人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则发自内心的善也就无从说起。道理也很简单：他既然必须依附于他人、听命于他人，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又哪来的“发自内心”？

正是在这最根本之处，专制制度与道德原则背道而驰。道德原则要求独立思考，专制制度要求绝对服从；道德原则要求自由选择，专制制度要求依附他人。一个只知依附与服从的人是不会有什么道德上的良心和责任的。当所有的人都被要求服从和依附于他人时，所谓是非善恶的判断最终只不过是上级和君王一己的好恶。更何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把他人的人格践踏于脚下，这本身就不道德。

最不道德的社会制度却以道德相标榜，并把道德视为或说成是这种制度的存在依据，天底下没有比这更荒唐悖谬的事情了。显然，只要这种荒谬一天不被消除，道德的堕落和腐败的滋生也就永远无法避免。这种荒谬当然不是依靠海瑞个人的力量所能消除的。因为它是这种制度的“胎毒”，与生俱来，终其一生，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也不能不被其毒害并陷入荒谬：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他一直都在试图坚持独立的立场，不偏私，不阿党，不拉帮结派，不同流合污，不依附权贵，不出卖良心，甚至不惜和皇帝作对。但他的独立立场，却又只能以忠诚于帝国的专制政权为前提。于是，他也只能落得如此下场：身上所有的道德含量都被抽干，然后作为一个空洞的商标贴在这个政权的屁股上，以为粉饰。

海瑞是不幸的，因为他的努力都是白费。海瑞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努力又并没有白费。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

海瑞，公元1514年生，1587年卒，按照当时的计算方法，享年七十四岁。

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许多与海瑞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一百多里。人们为这位善良、刚毅、正直、清廉的官员，献上最诚挚的感激和哀思。

海瑞的各种故事和传说也迅速在民间传颂，而且照例被神化。最有趣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万历年间，京城里抓住了一个作祟的妖怪。皇帝审问他时，还十分嚣张，朝中的大臣他一个也不怕。最后万历皇帝急了，说你再敢胡闹，就把你送到南京海瑞那里去！这个妖怪当时就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说一个字。

看来，海瑞是终究得以作为清官和硬汉而名垂史册了。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的。何况，在这种制度下，也出不了一万个海瑞。

[1]　明制，中央监察机关为都察院。都察院官员共四级：都御史、都副御史、佥都御史、监察御史。左、右都御史为其最高长官。

[2]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明代开国不久，朱元璋就取消了宰相职位和宰相制度，首辅则相当于宰相。

[4]　嘉靖在其《世宗遗诏》中对自己的过错几乎都认了账。

[5]　后来给事中舒化弹劾海瑞时也是这么说的。他也主张给海瑞安排一个闲曹，“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既保全地方，也保全海瑞）。

[6]　据说最后被落实为六万亩，并被没收。此事在海瑞罢官之后。

[7]　其实高拱并不很坏。他才智魄力都超过徐阶，生活也很清苦简朴。他的门生蔡国熙任苏州知府时也很称职，与海瑞合作也很好。所以后来海瑞编文集时，对自己这篇奏疏有所反省。

[8]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42页。

[9]　古代将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称“三尺法”，也称“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