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难以成功的事（第3/5页）
幸亏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气无懈可击，万历皇帝也还不算十分糊涂。在攻击者和捍卫者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万历表态说：“海瑞屡行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应有所职司。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当然，这话也可以理解为：只有既道德高尚又长于任事的人才是国家栋梁。但，比较有操守的人已属凤毛麟角，又上哪儿找德才兼备者去？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伤心至极。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他本人已成为帝国的摆设，就连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这些从前被当作立国之本的东西，也被看作了帝国的摆设。于是他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这就等于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了。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海瑞此时已是七旬老人。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其实海瑞用不着那么伤心。因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难以成就的事。海瑞对此，应该说多少有点感觉。早在十六年前辞去官职时，他就说过：“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海瑞临终前一定死不瞑目。
海瑞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空洞。往大里说，是如杜甫所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往小里说，也不过就是消除腐败而已。腐败对国家对人民都没有好处，政府为什么要放任，皇帝为什么要纵容？他想不通。
当然想不通的。海瑞不可能知道，腐败是权力造成的。权力，尤其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天然地具有导致腐败的潜在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换取种种个人利益（金钱、美女），又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和惩处时，有多少人能抵御诱惑、洁身自好呢？这简直就像给了一个人大把的钞票，却又不准他购买任何东西一样困难。
权钱交易在海瑞出山前多年便已普遍存在。当时甚至有这样的生意：一些放债人故意把钱借给穷困的京官。因为该官一旦外放为地方官，收回的利息往往极为可观。还有人借钱给人去买官，收效也一样。显然，这种生意之所以能够开展，归根结蒂就在于权力是可以换钱的。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不可能不懂得这个道理。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却是诉诸道德，寄希望于各级官员的道德修养。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帝国规定只有道德的人才能担任官吏，则官吏必不腐败，因为腐败是不道德的。这种想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天真烂漫。用道德来制御权力，根本就靠不住。首先，道德是一种软控制，它只能诉诸良心，而一个人如果良心已丧，道德也就无可奈何。其次，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可以伪装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人我们并不少见。第三，个人的道德品质还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个人身边全是贪官污吏，便很难保证这个人出污泥而不染。那么，帝国有什么办法识别真伪呢？没有。有什么办法防微杜渐呢？也没有。
根除腐败的惟一途径是限制权力。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倾向。如不加限制，就会恶性膨胀。一旦权力膨胀到无所不能的地步，腐败就会不期而至。但为了治理国家，又不能没有权力。消灭权力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所以权力不能消灭，只能限制。如能有效地限制权力，就能较好地防止腐败。
海瑞极力想维护的那个制度却不可能做到限制权力。权力是它的命根子，是它必须竭尽全力不惜代价予以保护的东西，怎么会去限制？当然，它也会部分地限制权力，比如限制相权。但这种限制的目的，却是要保证君权不致旁落。也就是说，它对权力的限制，是为了保证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这样一种完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君权，正是导致一切腐败的总根源。因为这种最高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只有通过一个层层递减的权力系统，才能行之有效地加以使用。我们帝国的幅员是那样辽阔，人民是那样众多，君王的指令不可能直接下达于草民，草民也无法直接效忠于君王，各级官吏总是不可或缺的中间层。因此，任何一个独裁的君王都不能不赋予下级官吏以一定的权力，至少必须保证他们对子民们拥有这项权力。这种权力同样是不受限制的，至少在对人民使用时是不受限制的。尽管历朝历代都有监察弹劾制度，但它往往会演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官员们互相攻击互相指责，目的却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帝王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君临一切，则又往往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结果权力不但未能受到限制，反而导致了新的腐败。同时，为了让官员们尽力效忠，也得让他们有些好处，因此对一般性质的权钱交易和以权谋私，也只能睁眼闭眼，听之任之，只有“太不像话”时，才出来收拾。显然，没有人民的监督，权力是不会受到限制的。惟其如此，尽管历史上有不少帝王试图根除或遏制腐败，但最终总是不能完全彻底，因为根子就在他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