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

他的大名尔文，小名起的倒比大名“酷”，村里人都叫他“文明”。在我心目中，似乎他到老，到……我都没有平视过他，一直敬之若神，见了面有栗栗畏惧之感。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生都没有打过人，好像只有一次是大妹妹不小心把菜刀落在地上差点砸在二妹妹的脚背上，他又急又火，抬起巴掌在大妹妹脑袋后轻轻拍了一下，那姿势今天还牢印在我心中，似打又不似打，真正似是而非，但这事全家人都记牢了不忘。

他1953年授衔就是少校，一直到取消军衔仍旧是个少校。似乎有个没有公开的规矩：没有当过红军的不能授少将（起义人员、高级知识分子除外罢）。所以我相信他没有做过将军梦：舅舅曾是他的警卫员，舅舅授衔时是中尉，他是少校；舅舅上尉，他仍少校；舅舅大尉，他依然少校；舅舅当了少校，他还是少校。然而母亲告诉我：你爸爸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也没犯过什么错误，他不能提拔，是因为咱家是富农，咱们成分不好。

爸爸有能力不用妈说。因为取一张世界地图来，你用小棍远远地指，随便捣到的地方，他立刻能报出该地国名，该国土地面积人口，物产特产工业主项政治制度现任领袖……我们兄妹们多次试过，从来不爽的。他进河南一个县，做敌工工作，剿匪，收编散匪补充大军，进县是带了七个人，拉出一个团，还捉住了该县匪首——舅舅就是为此提升军官的，而他……说起来真叫人倒咽一口气，只不过当了个团政治部的副主任：正营级。

正营！上帝呀，他在昔（阳）西一区当区委书记，那就是正营呀（还略高一点），1942年以后又当昔西县武委会主任，已经是正团了。以后参军，地方套军队，别人都是高套一二级，他呢？副教导员——副营。那授衔，我看也是很勉强地给了他个少校，他的历史放在那里可以给人看，实在也没法再往尉官上放了。以后当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副团，1958年又到邓县当武装部政委，总算又恢复了1942年的级别水准。

但爸爸从来没有谈过一句这方面的事，他仿佛立了禁口令，一直到老，一直到死，这都是他的大忌，家人一谈这类事，他就禁止，他不许说“组织上”任何一个“不”字。但组织上待他如何，我始终以为他心中雪亮。因为他也从没有说过组织上待他怎样如何好。

“不好”是明摆着的，因为我们所见到，老干部们对资历成分是很敏感的，他资历好，成分却不好，是个中间人物，抬举你时和你说笑玩谈，心里对你有什么时，就会板起脸：“老凌同志的家庭出身对××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我们的家庭到底怎样了？直到我23岁参军没有听父亲讲过一个字“负面”的问题。我知道的是外祖父是地下党工作人员，妈妈和二姨夫、三姨夫妇、四姨夫、舅舅都是共产党员，伯父是抗日烈士，姑父是比爸资格还老的共产党员，这个家族是“红”透了。直到入党，组织调查找我谈话，本来在一处极好的朋友，这时脸上也上了装，眉头皱起，下腭微扬异常的公事公办：“你还有一个姑姑，支援书上为什么不填？她是怎么死的？”问的我一头雾水，这才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还有一个小姑姑，是教师，姑父是地主成分，做医生，土改时被群众打死。再一深入，我的伯母也是在土改中自尽，大约就是从这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成分的压力，从此这片乌云它笼罩在父亲上空一辈子，现在又来到我的头上。

它并不使我“受不了”，因为我毕竟没有直观的感受，没有感同身受的体味，但入党谈话，我已经觉得了我与朋友友谊中的异味，他原本在我面前略有自卑的心理开始提升，注入了某种骄傲与自尊——我不是说这两样东西不好，我是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就像天平，心里都有一个价值砝码，他是觉得他那头又加了（或者我这头又减了）一个重重的砝码。也就是这样的心理罢。

再问一句：我们这个家庭到底怎么了？从我伯父的遗孤哥哥那里才晓得的备细，这真是个天大的怪圈：老爷子把两个儿子送去抗战，去革命，这“革命”因他“人少地多”把他划成富农定为阶级敌人，一个儿子牺牲于革命，另一个儿子，“革命”因他的家庭“不革命”、“反革命”而冷落他！且不论牺牲了的革命遗孀为了这口气咽不下而自尽——这是想都想不通，想也想不出来的奇事、惨事。父亲把它埋藏在心中，只在我入党时不得已闪烁透漏一下，直到死再不声言。他名也不争，利也不争，都知道他老实。老天爷，我想起“文革”中那句话：“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一个人要是这样一个老实法，像父亲这样，他得吞咽多少黄连，而且还要脸上泰然自若，这是什么样的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