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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边批评我,旁边的官员拿出一个表格:“你在这上签字。”

这次交了签字运,本来《二月河一三月天》讲演前安排十五分钟签字仪式,马来人买我的书,排队签字的人太多,延至二十五分钟,又延至四十五分钟,我签名,妹妹盖章手磨出了泡。这里又要签字了,心里不是味道,还是老实在“上头”签了,不过不是二月河而是原名“凌解放”。

这事原本不难说清的,这杂志是我撰写专栏文章的杂志,《明报月刊》是丹斯里张晓卿的下属产业。新出的这一期是在说“情理”二字时他们送我的一份。没来得及看,也不知它违禁,就带回来了。但我不能多加解释。因为那个小伙子上纲也上线了。不晓得他要怎么查办。我刚下飞机,感冒也没痊愈,外头接我的人还在等着,倘若他照着“不是对不起我”而是“……”这名目追究起来,不知弄到何时。再就是我有点知名度,这样公开场合,有小报记者来一篇《二月河携带违禁品被海关怎么如何》,热闹起来。扫兴不扫兴呢?我说声“对不起”,你放我过关,咱们天各一方。至于说我对不起谁,真的,我自己还是不懂。我想起巴黎公社时,一个小孩因偷面包被法国官方捉到判刑,法官审问他时说:“你吃偷来的面包,不烧你的嘴么?”我们的海关,有没有这个理念思维呢?

不问情由不由分说,居高临下面目可憎。这就是我对这群权势拥有者的印象。海关,一向在我眼中是神圣庄严的,但不知怎的,这一来,本有的那份敬意消失了。真的,我弄不清他们的意识,也不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可能因加班熬夜或情场失意或赌输了或有什么病之类发作了吧。

不管怎样,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家,看到了北京,踏实走在上头,仍是一片温馨。女儿打来电话:“老爸,您没有掉进太平洋,我就拥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