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与贵族精神(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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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的“有闲”与“侵占”不同,与对无实际用途的物体作表面的生产性努力的情况也有所不同,通常它并不留下物质成果。因此,“有闲”的既有成就所表现的大多是“非物质”式的产物。举例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有这样一些学术研究:古代语言和神秘学,合标准的文字拼法,文章构成法与诗歌韵律学,各种类型的家庭音乐与其他家庭艺术,关于服饰、家具与设备的时尚,关于各种竞技与运动比赛,关于犬、竞赛用马之类不为实用而培养的动物,等等。当初进行这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时自有它们的最初动机,有关的一些知识就是在这个动机下开始取得的,这类知识也是在这个动机下开始流传开来的,这个动机跟要表明人们的时间同样没有花费在生产工作上这一愿望也许全无关系,但是要晓得,除非这类研究成果经证实是可以用来作为不事生产地消耗时间这一点的适当证明的,否则就不会继续存在,就不会保有作为有闲阶级的惯有成就的地位。([美]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6—38页)

3.

如果一个人真是货真价实的贵族,真的有大把的闲暇,甚至一辈子的所有时间都是可以供他挥霍的闲暇,那么他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北京人说他会整天呼朋唤友侃大山,当然少不得啤酒和羊肉串;四川人说他会打一辈子麻将,再大的输赢都无所谓,用这气度吓住牌友们;最有抱负的人无非是想要周游世界(“海盗路飞”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依然缺少智力因素),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去研究“古代语言和神秘学,合标准的文字拼法,文章构成法与诗歌韵律学……”

贵族当然可以靠闲聊和麻将度日,毕竟连抽鸦片的也大有人在,不过,这样的贵族在本阶层里一定会遭到鄙视,因为贵族阶层支配闲暇的方式一旦与非贵族阶层不能泾渭分明,贵族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我们以书籍为例,市民阶层的读书趣味首重实用性,比如今天的考研辅导书和各种培训、应用技能类的参考书总是最好卖的一类;其次是准实用类的读物,比如各类时尚杂志,教你如何穿衣打扮,还有各种实用旅游手册,指导你旅游途中的各种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参照一下18世纪的欧洲名城,那里的经典畅销书是每年都要修订更新的妓女名册——《科文特加登广场女士的哈里名录》,首印的8000册才下印刷机就销售一空,巴黎同样类型的“年鉴”是《巴黎各级各类小姐地址总录,快乐日历,帕福斯》,当时是文雅的高级妓女而不是影视明星主宰着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

贵族趣味可不能也被这些文雅的高级妓女主宰,这个关系即便不颠倒过来,至少也要彼此撇清。贵族总该更加高雅一点,他们应该有一些独特的方式来支配自己的闲暇。

闲暇当然可以随便支配,但你如果真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族,你支配闲暇的方式其实相当有限。你既然有大把的钱花不出去,你就可以做艺术家的恩主——这是贵族们最典型的支配闲暇的方式,像意大利的美蒂奇家族就是这样的,我们能看到米开朗琪罗等艺术大师的杰作,这都要感谢他们。

但是,若论到最高贵的支配闲暇的方式,举世公认只有一种,那就是研究哲学。

我之所以说“举世公认”,并非笔误,而是包括了中国在内。中国的魏晋玄学恰恰就是这么回事,即便以黑格尔的标准,也不得不承认魏晋名士们的所谓清谈充满了哲学意味,讨论着宇宙的本源是“无”还是“有”,其境界高远辽阔,而且无不以涉及世俗、涉及功利为耻。所以,西方所谓的哲学,在中国传统上对应的概念其实就是玄学,玄学的代表时代就是魏晋,代表形式就是清谈。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魏晋清谈”基本就是“空言误国”的同义词,中国人推崇的是“学以致用”“有补于世”,无论是学什么或是聊什么,总得有点实际用处才行。结果呢,既然魏晋清谈被当成了千古流传的反面教材,贵族们只好用提笼架鸟、纵酒烹茶之类的小情调、小娱乐来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了。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理解冈仓天心所推崇的茶道了呢?

4.

在西方世界里,既然研究哲学被认为是贵族们最高贵的一种消磨闲暇时光的事情,贵族们是不是都以研究哲学,甚至成为哲学家为荣呢?这的确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但实情并不是这样。如果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中去,哪怕这项事业就是高贵无比的哲学,这在贵族看来也嫌粗俗了;成为哲学家的念头更是要不得,一名贵族只能是一名贵族,哪能成为这个家、那个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