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与贵族精神

前文提到过某本书当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国王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什么时间做事最重要？”据说这是大学英语课本里的故事，我想，即便真是这样，应该也是用英语表达的一个当代中国的心灵鸡汤的故事。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人们是不可能把这一类问题当作“哲学问题”的，只有在中国，以及在一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地方，人们才以为这真的就是哲学。

黑格尔说过一个非常得罪中国读者的观点：中国没有哲学，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特别针对了儒家，中国人虽然很不高兴，但中国人自己也常常说什么“一部《论语》通篇都是教你做人的道理”之类的话，这岂不是在为黑格尔做证吗？

其实症结在于大家对哲学的理解不同，西方人心目中的哲学是探讨宇宙万物的本质，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等等，中国人会说这些问题都是大而无当、言不及义。中国人心目中的哲学则是为人处世、权谋机变、治国平天下，西方人会觉得这是纯然的世俗的学问，充满了功利色彩，而哲学是应该超然物外、远离功利的。所以，像国王的那三个问题，中国人以为是哲学问题，西方人却绝不会这么想。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先哲们早早为哲学订立了一个标杆：哲学是贵族的学问，人们之所以探究哲学问题，纯粹是因为吃饱了撑的，拿一些毫无实际用途的东西取悦自己的好奇心；一旦有了功利上的考虑，那就落了下乘，所研究的学问也就不能称其为哲学了。

曾经有一位自矜家世的豪门贵妇向我抱怨，说中国当今富人虽多，贵族却不见一个。她的言下之意是，只有像她自己那样的人才配得上贵族这个称号。但是，她经营着一家公司，每天都要亲自操持。虽然这公司就算垮了对她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但是，仅从经营公司这一点来说，她就已经不符合贵族的标准了。

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相当简明扼要地讲述过个中原委。如果你想了解贵族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么这是一本不错的读物。桑巴特是马克斯·韦伯的同时代人，比后者只大一岁，他在这本书里谈及人们对何为贵族的观念变迁时说：

这一观念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商人的孩子在经历一两代之后，依靠父辈积攒的金钱所发挥的作用而成为绅士，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这在最初只是对已经富裕起来的商人的儿子或孙子来说才是现实（在笛福眼里，商人意味着批发商和零售商）。然而，仅靠财富在那时还不能成为绅士。笛福将商人——不管他们多么富有，生活得多么优越——与绅士——他们可能一贫如洗——做了十分清楚的区分。

商人只要还在从事商业活动，那么他就与同类人没有什么差别。只有当他从商业活动中引退后，他们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与绅士建立联系，甚至“开始做绅士”。

笛福也曾提到，许多绅士非常不情愿接纳新近发财的平头百姓的子孙，更不用说吸收发财致富的第一代人了。（[德]维尔纳·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译：《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18页）

然而，显贵阶层的贵族特征表现为一个人被承认为贵族并不只是因为其财富，而是要求具备完全非资产阶级特征的品质。与实际的商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及培养家族传统——这体现在贵族佩戴纹章这一不变的习俗中——是被上层社会接纳的先决条件。（《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8页）

贵族最自我标榜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闲暇，哪能亲手去做经营性的事务呢，这实在太粗俗了。英国绅士为什么走路要拿着一根无甚用处的手杖，那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手总是被这个无用的东西占着，可不是什么干活儿的手；贵妇人为什么喜欢留长长的指甲，那是为了标榜自己是个不事生产的人。凡勃伦写过一本《有闲阶级论》，专门探讨这个问题，正如书名所示，他特地标榜的是“有闲”，而不是有钱或有地位：

作为一位有闲的先生，他生活中的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种可敬的有闲，他要使旁观者获得印象的也就是这一部分。但他的有闲生活并不是全部在旁观者的目睹下度过的，其间有一部分势不能为公众所看到，为了保持荣誉，对于这个不能为人所窥见的部分，就得有所显示，使人信服他的生活的确是有闲的。他应当想出些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对于不为旁观者所见的那部分有闲生活，他应当有所证明。这一点只能间接地做到，办法是把他从有闲中得来的一些具体的、持久的成绩显示出来，这就同他所雇用的工匠和仆役们的情形一样，他们也是惯于把工作中一些具体的、持久的效果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