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2/7页)

合乎理性的思考是良好写作的条件。

但其他作者却像那些试验多种不同金属以代替那唯一和不可取代的黄金的人。其实,作者最需要提防和避免的,就是明显在极力显示比实际上更有头脑思想,因为如果作者是这样做的话,那反倒引起读者怀疑这位作者并没有什么思想——道理就在于一个人总是冒充拥有自己实际上欠缺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说作者的文体朴实无华,那就是一条赞语,因为朴实无华意味着这位作者能够以自身的样子示人。朴实、无华一般来说都能获得人们的欢心,而有失自然总是惹人反感。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个真正的思想家都是努力争取以尽量单纯、清晰、准确和扼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据此,简朴不仅始终是真理,而且也是天才的标志。文体是因思想而变得优美,但那些假冒思想家却尝试让自己的思想因文辞而获得美感。语言文字只是思想的剪影;写出模糊或者拙劣的文字其实就是思维迟钝或者混乱。

所以,写出良好文体的首要律条,就是写作者必须言之有物;事实上,仅仅这么一条规则本身就差不多足够了。这一规则含意多么深远啊!而无视这一规则却是德国哲学著作的写作者和思辨作家的通病,尤其是自费希特时代以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哲学作者很想显示出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但其实,他们却没有可说之话。这种由大学的假冒哲学家所引入的写作方式,甚至在这一时代显赫的文学名家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这也是句子里出现两歧甚至多歧含意的由来,也是生产出所有这些的母亲:冗赘、淤滞不畅的文气,即法国人所说的僵硬的文体(stile empese);不着边际、哇啦哇啦一发不可收拾的词语;不知疲倦的长篇大论以掩盖作者缺乏思想的苦况,就像风车一样咯吱咯吱转个不停,使人头昏目眩。这种文字可以让我们读上几个小时而始终无法把握住哪怕是一个清楚、具体表达出来的思想。臭名昭著的《哈尔年鉴》——后来是《德意志年鉴》——就为我们提供了在这些方面的大量典型例子。谁要是有了值得一说的话,那他是用不着使用夸张、有失自然的字词、复杂的短语和幽暗不明的隐喻以遮盖自己的意思。相反,他会简单、清楚、朴实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并且确信能以此产生效果。所以,谁要是使出上述的招数,也就以此暴露出自己欠缺头脑思想和知识。与此同时,德国人的沉着和耐性已经使他们习惯了形形色色的文字垃圾。读者读完一页又一页却又不知作者到底要说些什么。德国的读者们误以为这一切都理当如此,殊不知作者只是为写而写。相比之下,一个具有丰富思想的优秀作者很快就会让读者相信:作者是认真的,作者的确是有话要传达给读者。这会促使有头脑的读者耐心、认真读下去。正因为这样的作者的确有内容要传达给读者,所以,他总是以最直截了当和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激发和唤起读者和自己一样的思想。据此,他就可以与布瓦洛[8]一道说出:

我的思想随时可以尽情表露

我的诗句不管是好是坏,总是言之有物。

——致德·塞纳莱侯爵的书简诗

而布瓦洛所说的“言多必然无物”适用于上述的那些文体作者。那些作者的另一特点就是,尽可能地回避任何肯定和断然的词语,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摆脱窘境。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选用偏向抽象的词语,而有思想的作者却会采用更加具体的字词,因为具体的字词能让读者更加直观、形象地看清事物,而直观所见是所有显著根据之源。证明那些作者喜好抽象词语的例子有很多,一个尤其荒谬的例子就是在过去十年间德语文章中,在本来应该使用“导致、产生(某一效果)”(bewirken)或“(作为原因)引起”(verursachen)等动词的时候,人们几乎全都使用了“以……为条件、前提”(bedingen)一词,因为“以……为条件”这一动词是一个抽象和不确定的词语,更少具体的含意(其含意只是“非此不行”,而不是“由此”、“因此”)。所以,使用这样的抽象词语就总能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这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些人私下里意识到自己本事有限,所以总是不放心使用肯定和断然的词语。至于其他也使用类似偏向抽象词语的人,却只是他们跟风的国民性使然。所以,文章写作中的每一愚蠢花样,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无礼行为一样,马上就会找到仿效者。这种喜欢跟风的习气可以从这两者能够迅速蔓延得到证明。英国人则无论在文章写作抑或在日常生活方面都会以自己的判断为依据,但德国人却很难称得上是这样。因此原因,“导致、产生”和“引起”等词几乎已经全部从最近十年出版的文章书籍中绝迹,人们到处都只用“以……为条件、前提”(bedingen)一词。在此提出这些事情是因为这是这一类可笑事情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