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岁

他二十六岁，我六十四岁

——他做了我当年该做未做的事......

那一年，耶诞节那种像奶油蛋糕过度甜腻的气氛充满在空气里。美国人毫不遮掩，就是爱甜腻，甜腻就是人间幸福。

纽约冬雪

我是个穷学生，一杯咖啡都有点负担不起，但是大雪初落的纽约街道实在太冷了。看见这家咖啡馆，迫不及待就踏进来，暖气像猫一样热融融地扑进怀里，咖啡香气缭绕在人们愉快的喧哗上。我选窗边的位子坐了下来。双手捧着热热的咖啡，看着窗边不断流过去的行人。

突然有一对母女，手挽着手停了下来，就在我的玻璃窗前，往咖啡馆里头探看。妈妈的银白头发挽成一个发髻，女儿大概二十多岁，留着披肩长发，黑呢大衣胸前别着一枚胸针，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标志。大衣很厚，更显得她们的紧紧依偎。女儿别过脸去，似乎在问妈妈：这家怎么样？满脸皱纹的妈妈笑得开怀，伸出手把女儿头发上几丝雪片拨开。

二十六岁的我，突然热泪盈眶，眼泪就簌簌滴进咖啡里。

在我们的文化里，哪里有“母女专属时间”这个概念？这个社会向来谈的都是我们要给孩子相处的“品质时间”，陪伴孩子长大，什么人谈过我们要给父母“品质时间”，陪伴他们老去？

我在纽约咖啡馆里坐着的时候，美君你正在高雄路竹的乡下养猪。女儿出国深造，两个弟弟大学还没毕业，你们仍然在劳动，为了下一代的教育。

离开纽约咖啡馆，路上积雪已经到脚踝，湿淋淋的雪如同冰沙稀泥，沾了整个皮靴。我跋涉的是雪泥，你在路竹的冬天，涉入冰凉的溪水采割牧草，一捆一捆地，准备背回去喂猪。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两代之间的“品质时间”，并不仅止于给予下一代的孩子，还在于回首上一代的父母，这将是一辈子要坚守的幸福仪式。

世代

和飞力普走在维也纳的街头。他很高，我像个小矮人一样傍着他走路。我说，“我们对于爷爷奶奶那一代人心中有疼惜和体恤，因为知道他们从战争和贫穷走出来，为我们做了很大的牺牲。你们对于我们这一代，大概没有这种感恩和体恤吧？”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没有啊。不批判你们就很好了。”

“什么意思？”

“爷爷奶奶那一代人让你们这代战后婴儿每个人都鹏程万里，读博士学位、得高薪的工作、买房子、存钱投资，日子过得太好了。我们应该要抱怨怎么你们婴儿潮世代把我们这一代人搞得这么惨。”

“怎么惨？”

“你看看这些房子，”我们刚好走在维也纳的市中心，周遭是一排一排奥匈帝国时代美丽古典又厚实的建筑，“我们这一代人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这辈子再怎么奋斗也买不起房子，核心区的房子也租不起了。除非是遗产，没有人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了。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怎么会公平呢？一出生，看你父母是谁，就已经决定了你的一辈子……”

气球

突然有歌声从公园的方向传来，穿过密密实实的白杨树林；我们就跟着歌声的牵引而走。

踏进公圜，迎面而来竟是奥地利共产党的巨大旗帜。到处是标语：

让富人付出代价！

我有权要求生活无虞！

开放移民，不要开放资本！

再往前走就是嘉年华式的滩位区。“安那其无政府主义者”的摊位旁边是卖啤酒和香肠的小车。一辆破脚踏车上挂着一件白恤衫，通常在观光景点会看到上面印着切格瓦拉的头像，这一件竟然印的是托洛茨基，观光客可认不得。

一个扎马尾的女人塞给我一个小册，小册封面是毛泽东的剪影，德文写着“纪念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革五十周年”、“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的思想领导下”；打开来，两页满满的德文为文革辩护。原来我们到了毛派份子的摊位了，守摊位的人坐在书报摊后面。

奥地利人为文革辩护？纪念毛？

飞力普小声地说，“大概全欧洲的毛派都在这里了吧……”

原来这是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主办的年度盛会，是一个左派嘉年华。

小孩儿嬉闹着熘滑梯；老头儿在长凳上打盹；女人围着古巴的摊位跳拉丁舞，抖动着身上一圈一圈的肉；大肚的男人在喝一杯一公升的冒泡泡啤酒。但是更多的人，躺在草地上闭眼晒太阳。

女歌手抱着吉他唱歌，歌声沙哑慵懒。一个披头散发、裤子破洞的中年嬉皮忘我地赤脚跳舞。秋色树叶金属鳞片似地在风中翻转。一只断了线的气球突然窜高飞起……

美君，你一辈子念念不忘美丽的新安江。我后来知道，真正让你念念不忘的，其实是自己失去了的青春情怀，青春情怀怎么可能说清楚呢？那就说一条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