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佳不？

我相信“初月帖”是他们之间的暗号，

在某一个月亮从丄头升起的衣晚，当江水荡漾着银光，芦苇中蛙声四起，

那时那刻，他们还深信人间的爱和聚；可以天长地久。

有一天晚上到一个派出所去报案。所谓报案，就是报备遗失文件，立案了才能申请补发。

我可是在派出所里头长大的女儿啊，你记得吗？五十年代的乡村派出所或大一点的分驻所，位置一定在便于控管的要冲，基本上都是日本统治者精选的地点。军舰灰的铁制办公桌，两边各有一落抽屉；桌面铺着一块大玻璃，从侧面看，感觉玻璃是深绿色的。每一个警察的玻璃桌面压着的，一定是家人照片。那时的人，多半没有照相机，所以玻璃下大大小小的照片，不是笑脸灿烂的欢乐百态，而是照相馆拍出来的正经八百的肖像。申请证照用的呆板大头像之外，就是规规矩矩在摄影师一声令下摆出姿态来的全家福，每个人的眼睛认真瞪着镜头，表情都像在说，不要眨眼，这辈子就这一刻，而且，照相好贵......

就这一刻

这种“这辈子就这一刻”式的黑白照片，总是让我想起德国女朋友安琪拉说的故事：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镇里照相馆的生意突然都发了。大家携老扶幼地去拍“全家福”，她家的照相馆一夜之间变成餐馆一样地川流不息。

“这辈子就这一刻”的时代情绪，在今天手机随走随拍随删的小确幸消耗时代里，恐怕恍如隔世地难以传达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有过“一刻”，很难忘。身为维也纳颇有名气的精神科医生，他跟着维也纳其他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有一次在转送途中，他发现火车马上要经过他的家，而所有的人都关在一节从外面上了锁的闷罐车厢里，只有一条破缝。几个受难的同胞挤在那道缝前，死命盯着外面不断掠过的光影。茨威格低声下气地请求这几个人给他一寸空间，让他看一眼他家破人亡的“家”，就那么一眼、一刻、一瞬间，看一眼他此生再也无法见到的家。

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让给他呢，美君？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那个随时有人窒息而死的闷罐车厢里，每一个人都在缝里寻找他破碎了的人和家。

轰隆轰隆火车瞬间就过去了，没有人让开。茨威格没能看一眼那铁轨旁的家，它永远地沉入历史的烟尘。

找人

我记得高雄茄萣乡的一个警员，他也有儿子的照片压在玻璃桌上，一个跟我同年刚考上初中的瘦小男生，两只耳朵尖尖往上竖着，像兔子。那一天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厨房里看你烧菜，菠菜丢下热炒锅哗啦一声，冒出热气，住在院子里的另一位警员妻子冲进来凄厉地喊，“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他们，警员父亲带着儿子共骑一辆摩托车去跟熟人借学费，一家一家去借，回家途中被火车撞上，连人带车给抛进稻田里，当场死亡。也就是那么一刻，家破了。

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解一个国家可以要求警察跟他的家人活在每日提心吊胆的风险中却又给他低微的报酬和没有尊严的生活。

“遗失什么证件？”年轻的警员问。他的办公桌，跟五十年代我熟悉的桌子差别不大。此刻他坐在桌前，我坐在桌侧，彼此的方位如同他是问诊的医师，我是求助的病人。当他把资料一一键入电脑时，派出所入口的自动玻璃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妇人站在门ロ，玻璃门因为她的体重暂时开着，她却站在门槛不动，让人担心两边的自动门会马上向她袭来。

她穿着拖鞋，七分长的花布裤，短袖花布衫，有点脏。头发烫得焦黄，一脸茫然，看着里面忙碌的警察。有人招呼她进来，我干脆起身走到门边牵她的手，把她带到我身旁的椅子坐下。

她惶惶然问我，“我女儿呢？”

“嗄……你女儿？”

我愕然看警察，警察边打字边说，“你坐一下，我们马上帮你找喔。”

她很乖顺地依傍着我坐着——现在任何人踏进来，会以为我们是一对报案母女了；我问她几岁，她说八十五。问她名字，她说叫阿娥，问她住哪里，她说派出所后面。她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眼睛始终充满恐惧和惶惑，“女儿，我来找女儿，我女儿在哪里？”另一个警察也从手边的事抬起头来越过两张桌子对阿娥说，“等一下带你回家，不要怕。”

警察把遗失证明递过来给我，我问，“你们认得阿娥？”他点点头。

“你们知道她女儿在哪里？”他点点头。

这倒蹊跷了。到派出所来找自己的女儿，她女儿哪去了，警察竟然都知道？监狱吗？送我到门口的警察小声说，“阿娥女儿死了好几年了。她天天来找，我们天天送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