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第2/4页）

墨里·施瓦兹一直在对抗死亡，可是他从来没有强大的时候，他最令人感动的也是他对抗中的软弱，他的软弱其实是我们由来已久的品质，是我们面对死亡时不约而同的态度。他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了对自己，同时也是对别人的研究之中，然后盛开了思想之花。他继承了西塞罗的心酸，当然他思想里最后的光芒不是为了找个难题锻炼思维，确实是出于深刻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其实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墨里·施瓦兹说了出来，不过他没有说完，因为在有关人生的话题上没有权威的声音，也没有最后的声音，就像欧里庇德斯所说的“上帝的著作各不相同”。于是在结束的时候，墨里·施瓦兹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谁知道呢？”

然而，墨里·施瓦兹的人生之路至少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注意到在巴诺哈所指出的两条道路，也就是个人的道路和历史的道路存在着平等的可能。在巴诺哈所谓的时代的“真实事迹”的对面，“安安静静”的个人经历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且这样的经历因为更为广泛地被人们所拥有，也就会更为持久地被人们所铭记。墨里·施瓦兹的存在，以及他生命消失以后继续存在的事实，也说明了人们对个人经历的热爱和关注。这其实是一个最为古老的课题，它的起源几乎就是人类的起源；同时它也是最新鲜的课题，每一个新生的婴儿都会不断地去学会面对它。因为当墨里·施瓦兹的个人经历唤醒了人们自己经历的时候，也就逐渐地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经历，当然这样的经历是“安安静静”的。与此同时，墨里·施瓦兹也证实了波普的话，这位启蒙主义时期的诗人这样说：“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

墨里·施瓦兹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到底是攻读心理学还是社会学而犹豫不决，“其实我一直对心理学很有兴趣，不过最后因为心理学必须用白老鼠做实验，而使我打了退堂鼓。”内心的脆弱使他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在一家心理医院从事研究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明白了心理学并不仅仅针对个人，社会学也并不仅仅针对社会。他的第二份工作使他和阿弗列德·H.施丹顿一起写下了《心理医院》。此书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经典之作。这是他和他的朋友在一家非传统的精神分析医院的工作成果，也是他年轻时对心理学热爱的延伸。《心理医院》的出版使他获得了布兰代斯大学的教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他是一个勤奋和成功的教授，虽然他没有依塞亚·柏林那样的显赫名声，可是与其他更多的教授相比，他的成就已经是令人羡慕了。对生存处境的关心和对内心之谜的好奇，使墨里·施瓦兹在60年代与朋友一起创建了“温室”，这是一个平价的心理治疗机构，用他的学生保罗·索尔曼的话来说——“他认为那里是他疗伤止痛的地方，开始是哀悼母亲之死，最后则是为了身染恶疾的自己。”墨里·施瓦兹似乎证实了因果报应的存在，他最初在一家心理医院开始自己的研究，随后又在一家精神分析医院与阿弗列德·H.施丹顿共事，又到“温室”的设立，最后建立了“死亡和心灵归属”的团体，墨里·施瓦兹毕生的事业都是在研究人，或者说他对别人的研究最终成为了对自己的研究，同时正是对自己的不断发现使他能够更多地去发现别人。因此当他帮助别人的内心在迷途中寻找方向的时候，他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于是他知道了心灵的宽广，他知道了自己的内心并不仅仅属于自己，就如殊途同归那样，经历不同的人和性格不同的人时常会为了一个相似的问题走到一起，这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将所有人的内心凝聚起来，然后像天空一样笼罩着自己，也笼罩着所有的人。晚年的墨里·施瓦兹拥有了约翰·堂恩在《祈祷文集》里所流露的情感，约翰·堂恩说：“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墨里·施瓦兹当然遭受过很多挫折，他的母亲在他八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童年“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实心里充满了悲伤”，而且童年时就已经来到的挫折在他成年以后仍然会不断出现，就如变奏曲似的贯穿了他的一生。然而这些挫折算不了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承受过类似的挫折，与巴诺哈所指出的20世纪的真实事迹相比，墨里·施瓦兹的挫折只是生命旅程里接连出现的小段插曲，或者说是在一首流畅的钢琴曲里不小心弹出的错音。这位退休的教授像其他老人一样，在经历了爱情和生儿育女之后，在经历了事业的奋斗和生活的磨难之后，他可以喘一口气了，然后步履缓慢和悠闲地走向生命的尽头。当然他必须去承受身体衰老带来的种种不便，这样的衰老里还时刻包含着疾病的袭击，可是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不能去习惯这一切，墨里·施瓦兹也同样如此。就像他后来在亚历山大·罗文的著作《身体的背叛》里所读到的那样，“罗文医生在书中指出，我们总以为我们的身体随时都应该处于最佳状态，至少也应该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仿佛我们奉命必须永远健康无恙，身体必须永远反应灵活。一旦它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时，我们就觉得被身体背叛了。”墨里·施瓦兹心想：“这或许是让我们相信自己是不朽的一种方式。”可是“我们终究会死，我们其实很脆弱，而且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